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
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
徐奇渊 东 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出版
专家推荐
本书提出了国家产业链的二元悖论：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影响力，以及该国对这个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赖于对外国的进口，这两个方面难以同时兼得。当前，由于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必要对中国产业体系的现状进行国家层面的评估、确认薄弱环节，从产业和产品多个层面进行调整，实现经济效率和产业体系安全之间的最佳平衡。
——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余永定
针对当前全球产业链面临的变革，徐奇渊、东艳同志的团队从四个方面解答了全球产业链的重大命题。它们分别是：冲击全球供应链的主要因素；在冲击下各国产业链的脆弱性及面临断供危机时的承受力；中美贸易摩擦下两国产业链受到的影响；未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以及在价值链重构中占据优势高地的举措。
——CF40学术顾问、复旦大学特聘授 黄奇帆
在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中，我国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间国家摇摆、内有转型之困等挑战。同时，全球力量对比呈现东升西降，我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凸显、产业升级势头正盛，由此，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枢纽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此背景下，我国如何扬长避短，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当中重塑竞争力、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书将中美贸易冲突作为分析主线，同时将疫情冲击、数字化、低碳化作为三条辅线。在此基础上，在理论上提炼出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和完全自主可控的二元悖论，并进行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政策实践探讨。
本书为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课题“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应对”的研究成果。
目录
导论
第一篇 全球产业链重塑的时代背景
一条主线：中美贸易冲突。三条辅线：疫情冲击、数字化、低碳化
第1章 数字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冲突具有特殊的复杂性
第2章 疫情前的全球产业链重塑：中美冲突、技术和成本视角
第3章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冲击
第4章 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四个趋势
第二篇 中国和全球产业链的基本盘
二元悖论：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和完全自主可控，两者难以兼得
第5章 各国产业链影响力和中国产业链脆弱性：产品层面分析
第6章 十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产业链脆弱性评估
第7章 中国产业链对外依赖程度评估：行业层面的测算
第8章 中美产业链脆弱性比较：经济、政治和断供能力的视角
第9章 准确认识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地位
第三篇 中美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冲突与对抗
加征关税及其排除措施、贸易规则、技术管制、科技“脱钩”
第10章 美国加征关税排除机制对中国产业链的影响
第11章 拜登的世界经济观与美国对华经贸政策
第12章 提高中美双边加征关税排除率，推动双边关税实质性下降
第13章 数字化时代特朗普政府对华科技竞争的认知和手段
第14章 拜登政府科技遏制特点与中美科技竞争的新趋势
第15章 制裁华为：美国供应商的损失及其行业扩散效应
第16章 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国际科技合作格局的影响
第四篇 中国在未来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产业链外移、区域重组，还是向中西部地区内迁
第17章 越南是否会替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第18章 制造业外移：经验、挑战及政策建议
第19章 疫情冲击、中美贸易冲突对亚太价值链重构的挑战
第20章 从欧洲的疫情冲击看东亚汽车产业链合作之可能
第21章 应对存量产业链外移，推动中西部地区参与“双循环”
第22章 中国稳外资增量面临的四大挑战及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后记
推荐序
推荐序一
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要关注国家发展能力和国家安全
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交流，中美之间在经济上已经形成高度相互依赖的格局。但是，随着中美经济差距的缩小，美国政治精英产生了严重的恐中情绪。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当作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美国政府不但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大幅提高关税，而且把大量中国高技术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对中兴和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实施制裁。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公开声称，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中国踢出全球高技术产业链。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政策在调门上有所缓和，但继续坚持把中国踢出全球高技术产业链(如半导体、大飞机和精密机器制造等领域)的政策。
对于美国政治精英来说，施政的最佳选择应该是一方面阻止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进一步缩小同美国的差距，另一方面尽量减少“脱钩”对美国造成的商业损失。因而，美国把中国踢出全球高科技产业链的政策应该是渐进的、选择性的。美国政府也在致力于产业链的重塑。到2022年年初为止，拜登政府的政策重点还是“完善国内产业链”，以及“对美国供应链存在的漏洞进行清点，并立即填补这些漏洞，在包括能源、网络技术、半导体、关键电子、电信基础设施和关键原材料等众多领域建立更强大、更有弹性的国内供应链”。
如果美国的政策十分明确，我们也就可以迅速形成应对之策。不过，拜登政府的政策似乎依然处于形成过程中。美国政府政策的模糊性、复杂性，也给中国企业制定应对之策造成了困难。是“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还是“继续怀抱希望，争取较好结果”？这些判断有可能正确，也可能是误判。但不论是哪种观点出现了误判，都可能造成巨大损失。例如，如果不马上准备“备胎”或另辟蹊径，但最终还是被踢出了全球高科技产业链，我们就浪费了5年、10年的时间。反之，如果美国政府最终放弃把中国踢出全球高科技产业链的政策，我们准备“备胎”或另辟蹊径，就意味着浪费资源，代价也可能巨大。
徐奇渊和东艳带领团队完成的研究《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简称《重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重塑过程中，中国如何实现“产业链升级优化、产业链安全”，或者说，中国如何在最大限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同时，把经济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重塑》认为，未来的发展将呈现出三个特征：首先，跨国公司将通过多元化产业集聚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其次，随着全球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将在中长期呈现出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趋势。最后，生产方式的绿色化、低碳化，将主要影响依赖能源出口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
《重塑》提出了产业链的二元悖论：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影响力，以及该国对这个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赖于对外国的进口，这两个方面难以兼得。《重塑》认为，美国在产业链的二元悖论问题上实现了较高效率的平衡。美国通过政治关系、国家间的同盟实现了产业链安全的保障。相较于美国，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重塑》运用网络分析法研究了中国产品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影响力和脆弱性。具体地，利用出口中心度指数和进口集中度指数，分别测量了其他国家对中国出口中间品的依赖度，以及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中间品的依赖度。本书的研究发现，中国在高出口中心度的中间品贸易中，具有突出的影响力。但同时也指出，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当中，有62种产品的全球出口中心度、中国进口集中度双高，这些产品面临外部冲击时的脆弱性最高，进行供应链备份的难度也最大。在此基础上，根据产品层面的分析进行加总，发现：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HS-2：85)，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HS-2：84)，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HS-2：90)，是中国供应链脆弱度最高的三个行业。
《重塑》还借助对外核心依赖程度的概念进行了定量分析并说明，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国的对外核心依赖程度并未降低，并且面临产业链二元悖论的挑战。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逐渐掌握核心技术与方法，从而不像技术密集型行业那样直接面临产业链二元悖论的压力。
这项研究认为，仅考虑经济因素，中国的生产风险大于销售风险，美国则是销售风险大于生产风险，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低于美国。但在考虑政治关系后，中国的供应链风险明显提升，美国的风险则取决于和中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考虑断供能力后，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继续提升，美国的风险则基本不变。因此，相比美国，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重塑》主张，提升供应链安全，中国的政策方向不应是简单的加强内循环、降低外国依赖度。中国可以提升多元化程度，强化同断供能力弱的国家的供应链联系。同时，中国需要加强和政治关系稳定国家的联系。最后，处理好与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关系。为了在核心产品取得突破之前，争取足够的时间，中国还需投入政治资源。
越南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2020年，越南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国。中越贸易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的切入点。该书就中国对越南出口特征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中美贸易冲突对于加速转出口和产业转移有最为直接的冲击效应，短期内推升了中国对越南出口，并且贡献巨大；持续性的生产地转移效应在出口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经济的互补效应仍是中越贸易的基础，但竞争效应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互补效应。
《重塑》认为，中美贸易冲突、疫情冲击、数字化、低碳化四个问题大大提高了全球产业链重塑问题的复杂性。《重塑》对这四个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涉猎，尤其对美国加征关税和加征关税排除机制进行了翔实讨论。
《重塑》指出，加征关税排除机制为一窥中美经济犬牙交错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另一个绝佳途径。每一项企业排除申请被批准或被拒绝背后，都反映了该进口商品真实的经济影响，从中可以看到美国企业承受的临界点。美国设置加征关税排除机制的初衷，一方面是避免美国进口企业短期承压过大而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促使去中国化，最终达到压制中国战略性产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
通过对美国加征关税排除机制的分析，《重塑》的研究发现：生产技术更复杂、供应链条更长、短时间寻找替代品较为不易的行业，排除比例较高。而进口金额上的对华依赖度，只是次要考虑。以轴承产品为例，被排除的轴承产品，确实对中国依赖程度更高，美国企业短期内寻找替代品困难。但是这类产品生产工艺简单，价值较低，供应链转移相对容易，持续保持加征关税和排除机制并用，会增加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去的概率。同时，未被排除的轴承产品制造工艺更为复杂，价值较高，主要由发达国家供给美国。此类轴承产品没有被排除，一方面因为中国占美国市场份额小，容易被替代；另一方面也实现了美国压制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上游升级的目的。《重塑》指出，无论从美国加征关税还是从加征关税排除来看，美国的重点打击目标都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其遏制中国产业发展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应该指出的是，《重塑》大量使用定量分析方法，力图做到言之有据———数据。《重塑》所使用的众多分析方法都是非常规范的。作者在数据收集和整理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充分体现了他们认真严肃的治学态度。在充分肯定《重塑》大量使用定量分析和网络分析方法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这些方法的局限性。例如，网络分析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对于不同的产品来说，相同的出口中心度所代表的脆弱性可能是非常不同的。我以为，研究报告还可以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解剖一只麻雀”，从对企业的调查研究中推出一般性结论，可能比用数学模型推导出的结论更为可靠、更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重塑》试图回答“中国如何在实现产业链升级的同时保持自主可控”。这个问题同“如何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建立、维持本国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实质上是同一问题。自1791年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发表著名的《制造业问题报告》以来，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已经持续了200多年。
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分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工业化社会，分工首先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实行，然后才开始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形成国际分工体系。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分工的观点，“一个劳动者……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但如果“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一个小工厂的工人，“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所谓分工，就是指劳动过程被分为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个人或一组人在不同阶段完成不同任务。分工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前，英国的最重要工业或“农村工业”是纺织业。纺织过程的工序包括：清洗、梳理、纺线、织布、平整、印染。由于工具简单，这些工序都是在农户家中或作坊里由不同家庭成员或学徒完成的。
17世纪后期，在欧洲逐渐形成了所谓家庭包工制度(domestic system)，又称包出制度(putting-outsystem)。这种制度有两个要素：包销商人和家庭作坊。包销商人将羊毛或棉原料交给村庄中从事纺线工作的农户，然后再把纺好的羊毛线或棉线交给其他农户织布。包销商最后按件(或工资)从农户收购最终产品到市场销售。在这种制度下，承包不同阶段加工工作的农户不用自己买进原料(原料的所有者是包销商)，也不必操心产品的出售。
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织布飞梭(JohnKay，1733)、珍妮纺纱机(James Hargreaves，1765)、水力纺纱机(Richard Ark-wright，1769)和以蒸汽(Watt，1775)为动力的纺织骡机(Crompton相继问世。如果说珍妮纺纱机还可以在农舍中操作，水力纺织机和纺织骡机就绝无此可能了。大型机器设备体积庞大，根本无法在工匠师傅的村舍(或作坊)里安装、使用。为了充分发挥机器设备的规模效应，充分利用城市的集聚效应，以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家自然会选择在城镇而不是在分散的农村安装大型机器设备、建立工厂。工厂制度应运而生。
在18世纪末期，由于可交换部件的广泛应用，以纺织生产的机械化为标志的工厂制度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前毛瑟枪的每一个部件都是由一个工人单独制造，然后再组装在一起的。可交换部件的出现意味着根据严格工艺要求生产的每一支毛瑟枪的任何部件，都可以同另一支毛瑟枪的相同部件交换。这种可交换性开创了大规模生产的时代。
工业革命不仅导致工厂制度的建立及已有产品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而且导致不同产业的诞生和发展。蒸汽机使纺织生产得以实现机械化，蒸汽机的使用也导致了煤炭工业、冶金工业和金属加工工业的发展。而机床制造业的发展则使大规模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
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在一个国家进口原材料、在另一个国家销售最终产品使生产变得更为有利可图。这样，一些国家成为原料出口国和制成品进口国，另一些国家则相反。于是，国际贸易迅速发展起来。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分工首先是家庭、作坊和工厂内的分工。与此同时，也存在社会和产业层面的分工，如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纺织业的狂飙突进导致一系列新产业的诞生。英国最终建立了一个包括农业(比重下降)、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易主要是进口粮食、原材料和出口制成品。生产过程的碎片化和产业链贸易应该基本不存在。在当时已经出现了是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从而建立超越国界的产业体系，还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的争论。
1791年汉密尔顿在《制造业问题报告》中提出：一些国家在其经营多年且日臻完善的产业上所拥有的优势，对于那些试图把这一产业引进本国的国家来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同一产业，在一国是新生产业，在另一国则是成熟产业，希望两者在质量和价格相同的条件下竞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行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List)后来将这种观点提炼成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后起国家的新兴产业，经不起领先国家的业已成熟的同一产业的竞争。因而，应该对本国新兴产业采取有选择的适当保护措施。
为什么即便眼下没有竞争优势，也一定要发展某个产业呢？李斯特认为，英国和美国执行的是“踢掉梯子”、不让后来者登顶的政策。因而，应该通过关税等措施保护那些将来有机会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使它们最终也能成功登顶。更为重要的是，李斯特认为，伴随分工的应该是民族团结感、独立和共同目标以及生产性力量之间的合作。可见，李斯特是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出发来考虑产业体系建设和国际分工问题的。他同亚当·斯密的最大不同是，后者是个全球主义者，认为有利于英国的一定是有利于世界的。
有意思的是，自由贸易的拥趸亚当·斯密在叱责英国的制造业保护主义政策的同时，却支持赋予英国船只和水手垄断权的《航海法》，理由是“防务比富裕重要得多”。
可见，对于所有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按比较优势(包括动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不是无条件的，参与国际分工应与建立完整产业体系的努力相协调。足够完整的产业体系意味着：第一，发展能力。即便贸易伙伴“踢掉梯子”也能够登顶。例如，如果没有钢铁、机器制造和某些高科技产业，一个大国就可能会永远失去进入先进国家行列的机会。第二，国家安全。这里的安全应该包括粮食、能源和国防。
发展中国家如何最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苏联模式的特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剪刀差”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借美国大萧条之机，从美国大量进口机器设备，迅速实现工业化并建立起完整的产业体系。1933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报告中自豪地宣布：“我们从前没有钢铁产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我们从前没有拖拉机产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我们从前没有汽车制造产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我们从前没有机床制造产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在“一五”期间，中国在苏联帮助下布局建设的156个重点工业项目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尽管此后一度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但经过近30年的艰苦奋斗，中国还是拥有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比较完整的产业(工业)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在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同时，也致力于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例如，尽管没有比较优势，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大力发展重化工和钢铁产业，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出于安全考虑。
改革开放后，中国希望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对已经落后的技术装备进行改造。但是希望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开展对外贸易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的意愿，受到外汇储备极度短缺的制约。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可怜的1.67亿美元。幸运的是，中国打开国门之时恰逢国际上特别是在东亚代工、贴牌生产(OEM)的高峰期。OEM的最大特点是生产者不需要花外汇储备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中国企业只负责加工这一环节，其余都有外商操心。在来料基础上加工，中国获得了对应于价值增值的外汇。这种生产贸易方式同英国前工业革命时期的“包出制度”十分相似。OEM的原始形式是“三来一补”，后来逐渐升级为“加工贸易”。经过近20年的努力，中国彻底解决了外汇短缺问题。1999年，中间产品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达到57%的峰值。事实上，在不经意间，中国已深深嵌入全球价值链中。
在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中国还积极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同外债不同，FDI的流入实际上同跨国公司的布局密切相关。事实上，大部分FDI企业同时在从事加工贸易，大部分加工贸易也是FDI企业提供的。FDI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引导中国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最重要方式。
全球价值链是产品生产过程被分割成分布在全球不同地点的众多小阶段所形成的。由于技术进步、贸易自由化等原因，发达国家的产品生产过程出现被分割成越来越多小阶段的趋势。当一定技术条件(如产品的轻型化、小型化、高价值化、标准化、稳定性和独立性等)和制度条件(低关税或零关税等)得到满足之后，把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电子产品模块分散到不同国家生产可以显著降低生产的总成本。这实际上是亚当·斯密当初所说的产品生产的工厂内分工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展。当今的国际分工体系是两种不同分工类型的混合体。一种类型是传统的基于资源禀赋的按产业划分的国际分工，如澳大利亚和巴西生产铁矿石，韩国和中国生产纺织和服装、钢铁制品；另一种类型是同一最终产品按生产的不同阶段进行分工。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有两种基本途径：其一，大体依照“雁行”模式，通过一般贸易方式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实现从纺织、钢铁到重化工业的产业升级和转移。这种分工是不同国家产业间的分工。其二，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加入全球价值链(国际生产网络)。这种分工是不同国家企业在同一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参与分工的企业力图沿相应产业链实现向高技术、高价值增值的生产环节的升级。不同生产阶段是通过加工贸易连接的。
与通过一般贸易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产业升级相比，加入全球价值链对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技术水平的积极影响是明显的，但对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著的。最为重要的是，全球价值链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设计和主导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只能被动接受跨国公司的安排，扮演加工者、组装者的角色。跨国公司是产业链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什么国家的哪个企业可以在什么环节进入某种产品的全球价值链，完全是由在该产品全球价值链中起主导作用的跨国公司决定的。
在正常情况下，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利弊同参与一般国际分工的利弊相似。其利主要是改善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可以学到一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其弊端包括在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可能被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引起贸易摩擦(处于全球价值链末端的最终产品组装、加工国对最终产品购买国保持贸易顺差)。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必然会对原有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造成冲击。事实上，中国实施以加工贸易和FDI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战略之后，在一些产业或产品生产得到急剧发展的同时，原有的一些重要产业衰落了，一些产业干脆就消失了。2005年前后，国内甚至一度出现跨国公司收购中国骨干国有企业的浪潮。幸运的是，由于中国在加入全球价值链之前已经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政府比较谨慎的态度，中国依然保存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而且许多重要产业依然自主可控。事实上，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分类标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大、中、小工业门类的国家。
中国产业体系的安全性问题应该包含三个维度：对外依存度、完整性和应变能力(适应性)。对外依存度问题，《重塑》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讨论，这里无须画蛇添足。
完整性和对外依存度是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是产业体系安全性问题的两个不同视角。完整性问题可以从投入产出矩阵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各产业都是相互依赖的，缺少一个产业(或大类、中类、小类)，其他产业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不同产业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例如，农业、能源等产业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重要产业；钢铁、重化工业、机器制造和一些高技术产业对中国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无论中短期的经济效益高低，这些产业必须发展。从这种观点出发，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居功至伟。同样，中国有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如果中国在煤炭清洁利用上取得突破，我们就不必担心有一天有人对中国实行石油禁运。
完整性并不等于“大而全”和“自给自足”，有相当数量的产业并非不可或缺。但无论如何，保持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十分重要。许多国家片面追求产业的高级化，产业结构畸重畸轻，一旦出现外部冲击，经济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与此相反，在本次疫情中，中国表现出色，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特别是拥有强大的制造业。
适应性概念则兼顾了效率与安全的考虑。例如，虽然一个国家由于参与国际分工，产业体系不够完整，但该国具有强大的制造能力，一旦形势需要，该国就可以迅速补上短板。产业体系是否具有适应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性产业是否得到充分发展。例如，强大的通用机床行业可以很快补足某种细分机床类别的短板。产业体系的终极适应性来自教育、科研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产业是一个体系，这意味着安全性的提高必然以生产效率的下降为代价；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则意味着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速的提高，但产业体系的安全性将会下降。一国必须在产业体系安全性与最大限度参与国际分工之间找到平衡。
看看美国是如何试图达成安全和效率两者之间的平衡不无裨益。
2020年12月，美国国会研究部(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美国重塑全球价值链的设想。
第一，退出中国市场。例如，把某些低价值增值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
第二，分散化和留余量。例如，依赖中国提供中间产品的企业可以执行“中国+1”战略。分散化和增加供应商会增加成本、降低效益；留余量会造成浪费。但许多企业管理者仍然计划执行分散化战略，而不是仅仅依赖一个供应商。
第三，区域供应链。建立区域供应链可以减少全球性冲击的影响，降低运输成本，使交货期更稳定，利用区域内的各种优惠安排。但区域供应链使企业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挑选更好的合作伙伴，而且更容易受到区域内冲击的影响。
第四，囤货。如果不愿意调整现存产业链，企业就只能沿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增加存货，以便为意想不到的冲击做准备。囤货当然会增加成本、造成浪费。
第五，垂直生产。增加国内生产，减少外包。这种战略要求增加在各个环节(制造专业部件、最终组装、包装等)的投资。一个公司把所有环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种战略成本高昂会导致企业丧失通过专业化提高效率、通过分散化规避风险的能力。
第六，回迁产业链。这种做法将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丧失分散风险的能力。日本政府也提出过这方面的政策。2020年4月，日本政府拨款22亿美元鼓励企业把高价值产业链环节从中国回迁日本或迁移到东南亚其他国家。美国也在实施这种政策。事实上，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政府就颁布过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回迁美国。
第七，留在原地。许多企业服务于本地市场，它们不愿因迁出而失去当地市场。东道国的本地化政策迫使这些企业在去留之间做出选择。这种选择是困难的。
第八，不变。企业可能选择直面全球价值链风险而留在国外(不一定是原来的东道国)。这种选择对于某类企业(如成衣企业)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中国政府显然也应该对中国产业体系和供应链“存在的漏洞进行清点，并立即填补这些漏洞”。从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角度看，我们似乎需要处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于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的高技术行业而言，中国政府应该帮助中国企业尽可能提高其在链内的自主可控度，尽可能留在链内，以便为“备胎”的成熟争取时间。高技术产业企业必须彻底丢掉幻想，从最基础、底层做起，打造立足于国内的完整产业链。
第二，有些产品即便不属于高技术产业，为实现经济增长、减少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需要适当缩短这些产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长度”，把更多生产环节留在国内，如果可行也可以向西部和北部转移。
第三，中国必须发展以中国龙头企业为主导的国内生产网络。打破地方藩篱，在全国(而不是一省、一地)范围内，实现重要产品生产的最优分工。全球产业链和国内生产网络并存，一些中国企业宁愿加入全球产业链而不愿意或没有机会加入由中国龙头企业主导的国内生产网络。对于这种状况，政府似乎有必要提供必要的激励机制，进行某种干预。
第四，通过经济体制、税收政策、社保体系、公共产品提供等领域的改革，培育和扩大国内市场，从而降低中国产品对海外市场需求的依赖度。
总之，由于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必要对中国产业体系的现状进行国家层面的评估，确认薄弱环节，从产业和产品多个层面进行调整，实现在经济效率和产业体系安全之间的最佳平衡。《重塑》为中国如何应对全球产业链重塑做出十分有益的贡献，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再接再厉，提出更多、更明确、更具体的政策建议。
推荐序二
一本深入理解全球产业链体系变革的佳作
CF40学术顾问、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从无到有，中国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工业门类最全的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接近“无可替代”。但近年来，中美贸易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事件开始冲击我国产业链，我国供应链大而不强、创新羸弱的缺点开始暴露无遗。如何看待供应链冲击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冲击又会对我国哪些关键产业产生影响，未来我国该如何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竞争与合作，在当下的时间节点，把上述问题回答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针对当前全球产业链面临的变革，徐奇渊、东艳同志的团队从四个方面解答了全球产业链的重大命题。它们分别是：冲击全球供应链的主要因素；在冲击下各国产业链的脆弱性及面临断供危机时的承受力；中美贸易冲突下两国产业链遭受的影响；未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以及在价值链重构中占据优势高地的举措。上述这些问题的回应需要很高的理论水平、严谨的治学态度、大量的数据检验。徐奇渊、东艳同志长期从事国际经贸领域的研究，对中国、美国、欧盟、新兴经济体等各国经济议题了若指掌，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崭新的研究课题，体现了经济研究学者的学术态度与学术功底，为全球和中国的产业链研究填满了丰富的“肌肉组织和器官”。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现代工业历经了近300年的发展，形成了三大分工协作形式，分别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工，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分工，工业品、原材料之间的相互交换。整体分工呈现越来越精细、协作与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国际贸易的总量当中，70%左右是制成品的贸易，是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做出来的产品，卖到另一个国家去。到2010年，整个世界的总贸易额中，60%的贸易量是中间品贸易，是零部件、原材料各种中间品的贸易。如今，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70%以上。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品，已经不是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企业来把它生产出来，卖到另一个国家，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几百个企业生产的上千个零部件互相组合形成的一个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服务贸易也开始飞速发展。全球服务贸易从2001年的2.95万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0.8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30年前，服务贸易跟货物贸易比值大概是5∶95的关系，现在，服务贸易的总量跟货物贸易的总量大概是30∶70的关系。这既是全球制造业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演变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球服务贸易加速发展的结果。
由于全球产品交易、贸易格局的这种变化，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20年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既有企业业务流程的水平整合，即将企业的研发设计、原料采购、生产加工、物流配送的各个环节外包出去，表现为企业的横向合作或分工，也有上中下游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表现为产业链上的纵向合作或并购。跨国公司通过这种水平与垂直的重组整合，形成了产业链集群化、供应链系统化、价值链枢纽化，已经成为现代国际化大产业的重要标志。另外，在国家意志和利益的驱使下，这些企业又容易成为产业链竞争的排头兵，例如中美贸易冲突中，芯片厂商台积电、高通等公司对华为断供，虽然达成了遏制华为的目标，但也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极大损害了自身产业链。本书在第三篇第15章研究了华为在美供应商所受的冲击影响，数据显示华为在美供应商在断供政策出台的一段时期内累计异常收益率普遍为负，仅有康沃、微软和红帽三家公司的异常收益率微弱为正。以上数据显著说明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打压某些科技巨头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打击了对手，但对自身的产业链条也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冲击。
在本书中，徐奇渊、东艳等同志从全球和国家两个视角，利用数据分析检验方法，解决了全球产业链中哪些中间品的出口集中在少数国家以及分国家的中间产品进口中哪些集中在少数国家这两个核心问题，从产品、产业、地区三个维度对中间品贸易脆弱度进行了测度，对我国未来制定产业政策、维护产业链安全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
近年来，随着跨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成为制造业的主体，各国关税的运作模式也跟着要变化，这就引出了世界贸易格局中的一个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即“三零”原则(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提出。虽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三零”原则是适应全球产业链分工协作的必然要求。
首先是零关税。几百个企业共同制造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又从最终生产商卖到全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零关税是最合理的。
其次是零壁垒。在全球分工协作中，必须有大体一致的营商环境，几十个国家才能共同生产一个产品。供应链有各类物流企业，涉及航空、铁路、汽车等多种运输方式，还涉及保税、仓储配送等服务，以及为整个产业链、供应链提供的产业链金融、供应链金融等服务。在许多国家，这些服务业都是开放的，但在另一些国家这些领域是保守的，那么产业链布局都会受影响。所以对零壁垒的要求，就是关于营商环境的要求。营商环境的核心要义在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涵盖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保、劳工权益、竞争中性、服务业开放等各个方面。
最后是零补贴。所谓补贴问题，就是一个国家为了争夺产业链，为了争夺企业到这儿来落户，有意给予企业一定的财务补助。这个补助会使得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国按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时发生扭曲。补贴既容易造成产业链的扭曲，对别的国家也不公平。如果大家都乱补贴，到后来也会出问题。
“三零”是在以上背景下提出来的。但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中讨论零关税很难通过。WTO涵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要成员组织中的一个成员不同意就不能通过。其中，几十个发达国家的产业链往往都是在工业国当中转来转去的，零关税对工业国是有好处的。但零关税原则一旦通过，那些跟工业国产业链、供应链无关的，比如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农业国家，就不会投赞成票。所以，一般大国小国之间、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要在WTO统一地通过“三零”原则很难。近年来，以“三零”原则为背景、目标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有比较快的发展。可以看到，日本跟欧洲的FTA谈判已经签订协议。同样由美国、日本牵头，达成了涉及12个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美国退出TPP，TPP在日本等11国的推动下变成了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拜登政府上台后，虽说美国不谋求加入CPTPP，但酝酿更高水平的双边或多边FTA的动作频频。中国政府已经宣布申请加入CPTPP，就是要融入以“三零”为原则的国际经贸新秩序，这个事情做好，相当于第二次“入世”。
三
全世界的水平分工和区域垂直一体化整合虽然大幅提升了国际经贸水平，但仍然存在不少隐患。当前，全球产业链主要面临四大威胁：逆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思潮、国家间的竞争博弈、能源及气候变化挑战、生物安全危机。首先，虽然全球化创造了巨大财富，但财富最终集中到了某些国家和阶层手中，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美国、澳大利亚等为了缓解这种矛盾，把问题导向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加强对外国投资并购的监管权力；另一方面通过税收、补贴等方式，让制造业回流本国。这种保护主义思潮对全球产业链的良性运转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其次，国家间的竞争博弈也对产业链产生了重大威胁。例如2018年以来，美国无视前车之鉴，违反WTO规则，不顾国内民众反对，发动了大规模的贸易战。2019年7月，日本突然对韩国半导体产业断供关键原材料，导致韩国半导体关键产业几乎面临停产。国家间的竞争博弈、地缘政治因素，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必然性。再次，能源与气候挑战相互交织，也将重构全球产业链。例如汽车产业要实现碳中和，那么负责生产组装的企业就要实现碳中和，为其提供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企业就要考虑减碳降碳，为其提供芯片的企业也要考虑减碳降碳，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减碳降碳。在碳中和的大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将制定新的碳排放标准，谁能够抓住这种标准，谁就能够在新的国际合作、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这是未来30年的重大战略机遇。最后，生物安全威胁。新冠肺炎疫情中这一威胁表现得尤其明显。抗疫能力强、产业生产恢复快的国家就能够在全球产业链中快速抢到一席之地。反之，部分国家疫情不断反复，产业链迟迟无法正常运转，就极容易被其他国家趁机替代。
未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该如何定位，怎样应对产业链外移、制造业转型升级等问题，徐奇渊、东艳等在第四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例如，尽管我们的产业门类很齐很全，但存在企业规模小、寿命短、竞争力弱、国际市场依赖度高等问题，需要通过扩大开放固链补链强链，防止制造业产业链整体外迁；要通过科技创新，避免关键工序、原材料、零部件、工艺流程的外迁；要改善营商环境，避免商业行为政治化，稳定外资预期，增强中国对企业的吸引力；要根据比较优势动态变化，对东部、中部、西部等地区进行再定位，打造产业转移大循环，以共赢思维推进区域合作。上述建议的提出建立在前文扎实的理论和数理研究之上，值得所有的政策制定者好好研读，探索出适合本地产业发展的政策路径。
一个有价值的课题，对研究者来说通常是富有诱惑力和挑战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的研究就是这样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选题。徐奇渊、东艳的研究团队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勤奋的工作，为我们科学、系统地阐释了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变革、影响、趋势。我对徐奇渊、东艳的团队出版著作表示祝贺，并期待未来他们在经济研究领域不断创造新的成绩!
导 论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供给视角来理解国内大循环，产业链升级优化、产业链安全是两个重点。总体上，产业链升级主要对应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更高要求，而数字技术和绿色经济的发展为产业链升级提升了新的技术路线；产业链安全主要对应于中美博弈和疫情冲击。当然，两方面的逻辑也有一定的交集。例如，中美贸易冲突不但使得中国更加重视产业链安全，也使得推进产业链升级优化更为紧迫。出于这种外部压力的驱动，我们也强调产业链升级，但是其根本的出发点仍然是产业链安全。
如果没有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疫情冲击、数字化、低碳化这三个因素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将更具有中性意义。例如，在没有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下，数字化、低碳化这两个技术范式变化带来的影响，将更多体现为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更新迭代。但是有了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数字化以及伴随的信息全球化，对中美缺乏互信的状态提出了挑战，甚至进一步激化了中美互信赤字方面的矛盾。同时，有了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之后，低碳化作为中美之间少有的共识领域、合作领域的作用更加突出。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在分析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中，将中美贸易冲突作为一条主线，疫情冲击、数字化、低碳化作为三条辅线。基于此，我们得到了以下七个方面的主要结论。
一、数字化时代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冲突具有特殊的复杂性
现有研究普遍注意到中美贸易冲突面临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也可能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挑战。同时，在数字技术发展的背景下，由于军民两用技术界限前所未有的模糊状态，中美贸易冲突也比历史上的相似案例更具有特殊的复杂性。
当前，全球化已经从传统贸易一体化、生产一体化，演进到了数字化时代。相应地，全球化的跨境流动载体也从跨境商品销售、跨境资本流动，演进到了跨境信息流动。在数字化时代，海量信息的跨境流动关系到国家安全，因此军民两用技术界限、国家安全边界日益模糊。中美在数字化领域的遭遇和冲突，在美苏、美日等冲突中是未曾有过的。
数字技术带来的融合与两国信任度下降之间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冲突、“修昔底德陷阱”等命题纠缠在一起，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脆弱。这甚至决定了传统的贸易规则、投资环境等领域的冲突都退居次要矛盾的地位，而信息领域这种直接事关国家间顶层科技力量角逐、国家安全的冲突变得越来越突出和难以驾驭，甚至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传统的贸易、投资领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们也要尝试以更大的智慧和耐心来面对这一领域的冲突。
二、全球产业链重塑将呈现出多元化、数字化、绿色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各国产业链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全球产业链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开始反思过去单纯以效率为主导的供应链管理思路，更多考虑效率和安全的平衡。甚至美国、日本等国家政府也开始反思产业链政策，强调产业链的自主性和可控性，以社会成本作为产业配置的最终标准，对医疗、高科技等关键产业的供应链布局进行调整，比如对国内应急供应链备份，引导关键产业的回流以及回归区域化，缩短价值链等。
“疫情终将过去，但世界从此不同”。疫情通过对政治逻辑、经济逻辑的冲击，影响到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趋势。我们的研究认为，未来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将呈现出三个特征：
首先，跨国公司将通过多元化产业集聚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多元化的过程，可能导致中国面临一定程度的产业外移，但这与纯粹的产业外移不同。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如何确保中国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给全球的下游生产商提供信心和保证，将关系到中国未来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这对于评估中国对外国(尤其是美国之外的国家)的经贸关系的稳定性、权衡经贸制裁措施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其次，随着全球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全球产业链将在中长期呈现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趋势。在此过程中，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格局将被重新定义。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滞后以及相关基础设施面临瓶颈。一般的发达国家在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效率之间的权衡也面临更多障碍。相比较而言，在推进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的过程中，中国在研发尤其是应用环节具有显著优势，但是也面临一定隐忧。尤其是美国机构将中国扣上所谓“数字威权主义”的帽子，并试图在网络世界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标准中孤立中国，从而限制中国在数字化时代的竞争优势，这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最后，生产方式的绿色化、低碳化，将主要影响依赖能源出口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因素使得后发国家的赶超过程又增加了一个额外的约束条件。在低碳化、绿色化的背景下，碳关税可能使出口导向模式的复制难度进一步上升。2021年3月，欧盟议会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决议。作为一个参照，美国在2008年也对碳关税的立法进行了尝试，也就是《沃纳利伯曼法案》。虽然该法案最终没有通过，但其第1306条款也列出了免于征税的三类国家清单。这些享受豁免待遇的国家一般体量不大，对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影响也较小。但是另一些在最不发达国家之上且仍处于工业化扩张阶段的国家(例如越南、印度)以及依赖于高碳资源的国家(例如石油出口国)，其发展空间将可能面临额外约束。相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中国受到的影响较小。一方面，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从粗放型扩张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出口贸易内涵碳也已开始下降；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传统工业会受到冲击，但是中国的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市场发展较快，这使得中国能够缓释低碳化带来的冲击。
总体上，全球产业链的多元化布局，可能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暂时从中受益。但是在资金成本长期保持低位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改变传统的比较优势逻辑，绿色低碳也将成为后发国家赶超的额外约束条件。种种迹象表明，印度、越南等后发经济体，甚至是全局意义上劳动密集型、高碳资源密集型的后发经济体，其赶超的历史窗口期有可能将逐渐关闭。这个关闭的过程取决于数字化、绿色化生产方式的发展速度。对于全球经济格局而言，数字鸿沟、绿色鸿沟可能使得国与国之间的阶层更趋于固化，后进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之路可能将更加艰难。对于中国而言，这方面的影响有利有弊，需要综合评估。
三、中国产业链的全球影响力和脆弱性并存
我们的研究显示，在全球高出口中心度的产品中，中国在其中八成产品的出口上具有优势，供应链呈现出较强韧性。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分类标准，中国是唯一拥有全部大、中、小工业门类的国家。2017—2018年，《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HS)六位码下全球贸易共包括3556种中间产品，中国在其中2247种的出口规模位列全球前三，而且中国出口858种高中心度产品(该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其中693种中间品的出口规模位列全球前三(其中444种在2017年和2018年均排名第一)。这意味着中国在高出口中心度的中间品贸易中，具有重要的出口优势。这也印证了在2020年2月前后，中国在疫情防控期间对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冲击，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20年3月联合国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约20%的制造业中间品贸易来自中国，如果中国的中间品出口下降2%，将导致45个主要经济体出口下降约460亿美元，其中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受影响最大。
同时，也要客观理性地认识到中国供应链所面临的脆弱性。中国在两成高出口中心度的产品中并不具有优势，而且中国外贸呈现“大进大出”特点，中国出口的一些高中心度产品本身的生产过程，也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根据我们设计的产品层面复合脆弱性指标，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HS-2：85)，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HS-2：84)，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HS-2：90)是中国供应链脆弱性最高的三个行业。特别地，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HS-2：85)行业的复合脆弱性指数是后两个行业的3倍以上，是中国供应链安全性值得高度关注的行业。我们还构建了指标体系，根据产业链的脆弱性将2017年中国进口的所有3285种中间品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62种中间品。其全球出口中心度、中国的进口集中度双高，这类中间品面临中美贸易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冲击时脆弱性最高，进行供应链备份的难度也最大。对于这类中间品应重点关注和评估，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应考虑制定国家和产业层面的产业链安全规划，保障供应链安全性。
第二类：812种中间品。这类中间品，中国的进口集中度较低，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类产品的供应链脆弱性小。但是，这些产品的全球出口中心度较高，因此未来存在恶化的潜在可能。尤其是如果涉及的是关键性产品和技术，虽然目前可能因为进口规模较小而容易分散，从而降低进口集中度，但在中长期如果这类产品进口规模明显上升，则其进口集中度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这类产品可能会转变为第一类脆弱性最高的中间品。对于这类产品，需要着眼于长期视角，加强产业链安全规划。
第三类：759种中间品。中国在这类产品上的进口集中度较高，但是其对应的全球出口中心度较低。对这类产品，可以考虑进一步分散进口来源。具体地，中国约39.8%的高脆弱性产品进口市场集中度指数较高，但出口中心度指数较低，其中不乏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HS-2：85)，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HS-2：84)，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HS-2：90)产品。中国在这些产品上存在一定的产业链多元化空间，因此产业链安全性可提升的空间较大。
第四类：1652种中间品，其全球出口中心度、中国进口的集中度均较低。这类产品的供应链脆弱性较小，而且地位较为稳定。这类产品超过全部中间品进口种类的50%以及进口金额的48.2%，是中国进口供应链的稳定因素。
当然，这部分的研究也存在缺陷：其一，HS六位码的分类还不够细致。其二，美国严格进行出口管制的产品，并不会体现在中国现实的进口贸易中。其三，从表面看“卡脖子”卡在了具体的产品层面，但实际上还卡在具体产品背后的专利技术、基础理论甚至国际标准层面。关于专利和技术的维度，我们团队也正展开研究。
四、国家产业链的二元悖论及其权衡
我们的研究从行业层面、国别案例等角度揭示了产业链的二元悖论：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影响力，与该国对这个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赖进口，这两个方面难以兼得。
首先，主要经济体的国别案例分析验证了该产业链悖论。即使包括美、日、欧在内的发达经济体、老牌工业强国和全球科技领域顶端的国家，实际上也同样强烈依赖于全球生产网络。在国别研究中我们发现，各国越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对进口中间品贸易越依赖，其脆弱性越强。例如，日本、韩国、美国的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都很强，但其脆弱度排在第一名的产业正是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HS-2：85)产业；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机械制造业的竞争力比较强，但其脆弱度排名第一的行业正是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HS-2：84)；再如，法国是空客飞机的生产国，但其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HS-2：88)产品的脆弱度排在第三位。
其次，对中国制造业的分行业数据进行分析，我们验证了在中国的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存在产业链悖论，但是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并不存在这种悖论。在这个经验研究中，我们一方面建立了中国制造业分行业的对外依赖度指标；另一方面使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全球价值链指标体系(UIBEGVC)来刻画该行业在全球所处的地位(竞争力)。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我们发现，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随着中国某个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上升，该行业对外依赖度也将呈现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悖论只存在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并不存在这种悖论。这可能是由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业链较短，比较容易实现在一国范围内循环。
最后，在所有国家中，美国对产业链悖论的处理值得中国学习。美国在产业链悖论问题上如何实现了较高效率的平衡呢？我们的研究发现，美国通过政治关系、国家间的同盟实现了产业链安全的保障。如果仅考虑经济因素，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低于美国。但是在考虑政治关系、断供能力后，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显著提升，但美国面临的风险则变化不大。相较于美国，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影响。从美国的案例来看，在一定条件下产业链安全与竞争力可以兼得，从而也可以对前述的产业链悖论约束实现突破。
我们特别注意到，2021年6月8日美国白宫发布了关键领域供应链百日评估报告。该报告再次提及美国需要强化政治关系，从而维护供应链安全。这表明美国也意识到政治关系对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关于政治关系恶化对美国供应链可能造成潜在破坏作用的担忧。可见，中国在提升产业链安全水平的过程中，为了兼顾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也需要营造与主要国家良好的政治关系，同时加强与断供能力弱的国家的供应链联系。
五、关税领域：提高中美双边加征关税排除率，推动双边降关税
当前条件下美国拜登政府短期内难以取消对华关税。(1)拜登政府国际经济政策的首要考虑是保持技术代差，保证供应链安全。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先后以总统行政令的方式，强化联邦政府的“买美国货”规定，审查四类关键产品供应链以减少美国对外国物资的依赖，这表明其国际经济政策的首要考虑是保持技术代差和保证供应链安全。美国新任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Tai)在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的发言，也明确表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取消对华关税。(2)美国国内存在强大的保护主义政治需求。在美国两党已经形成一致观点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的政治环境下，任何对华政策的软弱都被视为绝对有害。(3)在战术层面，拜登政府要为中美经贸谈判保留筹码。即便是美国内部的自由贸易倡导者，如美国前财长保尔森(HankPaulson)、美国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Round-table)等，在呼吁拜登政府削减对华关税的同时，也认为削减关税应该作为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的一部分，以换取中国在其他方面的让步。美国新任贸易代表戴琪也暗示支持上述对华经贸策略。
在此背景下，中美双方共同提高加征关税排除率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首先，拜登政府奉行“小院高墙”精准打击政策，全面关税措施并非首选。拜登政府执政以来，首要目标是保持技术代差和保证供应链安全，对华政策奉行“小院高墙”精准打击。而关税措施打击面广、福利损失大，虽然短期内不会也无法取消，但显然并非首选。拜登在竞选总统时曾明确反对以关税手段解决中美贸易冲突，但迫于政治压力收回了这一说法。拜登执政以来的各种政策取向均显示，拜登政府的政策着力点并非关税措施。
其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使用加征关税排除的阻力相对较小。拜登政府已多次强调无意对华搞全面“脱钩”或者“新冷战”，而是在对华竞争中保持特定领域的合作，促使中国按照西方的国际规则行事。但迫于国内政治压力，拜登政府也束手束脚，找不到突破口。而加征关税排除措施是USTR已经实施的措施，进一步提升排除措施力度的难度相对较小。
再次，美国提高对华加征关税排除率政策空间很大。截至2022年1月，美国仍然保留着对37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其中对清单1(340亿美元)、清单2(160亿美元)和清单3(2000亿美元)保持加征25%关税，对清单4A(1200亿美元)保持加征7.5%关税。与清单1和清单2相比，清单3和清单4A的排除率大幅降低。根据我们团队2020年在《国际经济评论》发表的论文测算：清单1、2、3、4A的排除申请中，被批准的申请占比分别为33.8%，37.4%，4.9%和6.5%。其原因在于，清单1、2中的商品，如汽车及零件、仪器等，生产技术相对复杂，供应链条更长，短时间寻找替代品较为不易，在USTR的排除标准中予以优先考虑；而清单3、4A中的商品，如皮革制品、服装、鞋等，生产技术相对简单，供应链条较短，虽然进口金额上的对华依赖度更高，对美消费者的福利损害更大，但短时间寻找替代品相对容易，因此排除率较低。
从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清单来看，最早出台的清单1、2最符合USTR的301调查初衷，与“中国制造2025”密切相关，且对华依赖度较低，对美国经济福利损害较小。因此，从中长期来看，美国扩大清单3、4A的排除范围难度相对较低。
最后，美国通货膨胀压力显著上升，美联储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两难。2021年美国通货膨胀形势持续超预期，到年末通货膨胀率触及7%，达到40年新高。而新冠肺炎疫情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美国经济反弹基础尚不牢固，同时在个人救助政策的强力支持下美国劳动参与率显著偏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失业率的表现可能被严重高估。此外，过高的政府债务负担也使得宽松政策退出的难度上升。这些因素使得美联储在应对通货膨胀压力方面陷入一定程度的两难。如果显著提高加征关税排除比率能够对压制国内通货膨胀率产生积极影响，这应当是美国可以考虑的措施。事实上，美国与欧盟国家已经在2021年6月15日双边峰会召开时共同决定结束贸易战，并且美欧双方已经在2021年10月30日最终达成并宣布了这项决议。但是其所涉及双边贸易金额仅为180亿美元，远远低于中美贸易冲突的涉案金额，这对于缓解美国通货膨胀压力的作用也极为有限。
六、科技竞争：准确认识中美科技竞争新趋势及中国挑战
我们的研究从专利技术层面，对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所处的地位进行了全面客观评估。基于过去20年全球专利技术数据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国际专利呈现以下四方面特征：(1)数量巨大；(2)核心专利占比低；(3)近五年进步神速；(4)“偏科”严重，专利技术大量集中在数字通信领域。对中国与美国核心专利的行业分布进行比较，还可以看到，尽管中国在2020年已经成为全球《专利合作条约》(PCT)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但是就PCT核心专利的总体层面、分行业层面而言，中国与美国、日本仍有很大差距。我们应客观认识这种差距，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国际科技合作的关系，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与合作。
当前中美科技竞争的新趋势、新驱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数字化时代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美国拜登政府与前任政府的不同理念。不论美国的执政者是谁，在数字空间领域，毫无疑问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这场战略性竞争将会在未来数十年中持续。在这一点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共同之处。但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在科技领域遏制中国的思路与前任又有显著不同。
2021年2月4日，拜登总统在其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将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称其挑战了美国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但只要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就准备与中国进行合作。具体而言，拜登政府更加关注科技遏制政策的负面影响。拜登在美国总统竞选中获得了科技公司的广泛支持，其候选委员会的前10位捐款人中，谷歌、微软、亚马逊、苹果和脸书占了5席(而特朗普的前25位捐款者中根本没有大型科技公司)，副总统哈里斯与硅谷的关系更是密切。拜登政府必然会对特朗普时期两败俱伤的对华科技政策做出调整，充分考虑科技遏压措施对美国的负面影响。
回顾特朗普时期的对华科技遏制政策，其在以下三方面已经显现出负面影响：其一，美国对华过宽的出口管制损害了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商业利益，从而影响其研发投入。其二，美国对华人员交流过于严格限制也损害了美国特定高科技领域的研发人力资本。其三，美国的国际科技合作中心位置相对弱化。中美贸易战以来中美科技合作降温，但与此同时中欧、中日科技合作增强，部分弥补了中美科技合作下滑的空缺。“十二五”期间，中国与德、英、法、日的联合专利申请占比之和是23.7%，仅为中美合作占比的一半，而在2018年这一占比已达38.3%，与中美合作专利占比相当。
基于上述背景，拜登政府更加关注对华科技竞争政策的负面影响，因此其政策框架的以下三方面特征预计将更为明显：第一，加大美国自身的科研投入。第二，以“小院高墙”为特征的精准扼制政策。第三，借助盟友圈和多边平台的杠杆，在关键技术领域形成针对中国的“盟友圈”，缩小中国的外交回旋空间。
在拜登政府时代，我们对中美科技竞争的新趋势也做出了三方面展望：
第一，中美在网络空间的技术竞争和对抗加剧，平行体系出现的可能性上升。作为大国竞争的一个核心场域，地缘政治对抗使国家安全概念极度泛化，供应链安全与数据安全成为当今大国竞争的焦点。由于竞争性上升，国家间合作意愿大大降低，多边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下降。在美国的大力鼓动下，两个平行体系出现的可能性上升。
但是由于中美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互相嵌入程度极深，两个平行体系出现的过程可能很大程度上被推迟或面临阻滞。我们的研究显示：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在制裁华为的同时，也对华为的美国供应商产生了显著的反向冲击。而且，制裁华为的金融市场反应不仅会影响供应商，还会形成行业扩散效应。在华为供应商所在的九个行业中，至少有三个行业存在显著的行业扩散效应，并且覆盖了24家供应商中的16家。行业扩散效应可能促使行业协会对政策进行干预，加强供应商受到的反向冲击对出口管制政策的反作用。其间，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也干预了出口管制政策的实施。最后，受到反向冲击的供应商对出口管制政策采取了应对措施，包括在政策实际生效前加快对华为的出口、将相关生产线转移至海外、向政府施压等。
第二，未来的中美科技竞争将进入全政府全社会模式的融合国力竞争时代。一方面，信息革命正渗透到经济、社会、政治、安全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都需要在时代大潮中重新调试；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的崛起正在分享原本属于政府的部分权力，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网络安全都需要各方协作来完成。哪个国家能够更有效地融合各领域的国力并将其投射在网络空间，哪个国家就能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竞争中获胜。
第三，中美博弈围绕新技术的国际规则、国际话语权争夺将更为激烈。过去两年来，欧美国家以及联合国的多个不同机制就网络空间的国际规则、法律框架进行磋商。在该领域，新的规范不断涌现，大浪淘沙的过程到了一个重要节点。随着网络空间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由规范兴起向规范普及过渡，大国围绕规范制定话语权的博弈将更加激烈。
七、中国产业链：外移、内迁，还是区域重组
在前有堵截(美国)、后有追兵(越南等)、中间摇摆(欧洲和日本)，以及内有产业升级之困的背景下，中国产业链巩固、优化升级都面临一定压力。从空间来看，中国产业链面临三个调整方向：外移、内迁、区域重组。上述三个调整方向本身是中性的描述，对于其结果不能一概而论，或者说，三者均可能出现有利于中国的结果，当然也可能出现不利的结果。
从不利的情形来看：(1)产业过度外移可能导致中国的产业空心化。(2)政策过度干预导致的产业向内地迁移，可能导致资源的低效配置。(3)美国主导的产业链区域重组，可能使其生产网络向北美地区收缩，同时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为了控制价值链风险，也可能进一步减少对中国依赖(我们的研究表明不排除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
从有利的情形来看：(1)合意的产业外移，是中国产业升级自然发生的过程，而且有助于形成以中国为关键节点的国际分工网络扩大中国产业链的国际影响力。(2)发挥中国的市场、技术优势推动的国际区域产业链整合，将有助于更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经济更深度融入国际区域分工网络当中。(3)因势利导地发挥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产业链向内地的迁移。
以越南为例，我们对中国产业链外移进行了观察，并对其性质进行了研究。2020年，越南超过韩国成为中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国。以此现象作为切入点，我们就中国对越南快速增长的出口进行了拆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向越南产业转移的成分和性质。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对越南的出口有两大特点：第一，中国向越南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是中间品，而不是为了满足越南的最终需求。第二，中国企业对越南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是带来对越南中间品出口上升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中国向越南的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使得中越在国际分工上的关系更为紧密，部分中国对欧美国家的顺差转变成了中国对越南以及越南对欧美的顺差，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过于集中的压力得以减轻。可见，现在的中越经贸关系较类似于此前日中经贸关系：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节点，越南则有成为次级节点的潜力。但如前所述，从长远来看，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绿色化趋势将对越南的发展空间形成一定的挑战。
对于巩固国内产业链、做好中西部地区产业链承接，我们提出了四点建议：(1)中国可以执行梯度税收优惠。中西部地区可以试点对标东南亚国家，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以税收政策工具引导和支持产业有序转移，加强省际协调，减少横向税收竞争。(2)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改善中西部地区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市场化水平和政府效率，改善政企关系。(3)在市场主体方面，推动内资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使其逐步摆脱服务外资的“代工”地位，塑造稳就业、增利润、育品牌三赢局面。(4)在中西部边境省份可以积极与越南、缅甸开展劳务合作。越南、缅甸劳动力成本低，年轻劳动力资源充裕，可在中国广西、云南等边境省份布局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尝试中国产业链+越南劳动力的经济一体化模式，通过提供语言培训、学历教育等方式吸引越南年轻劳动力入境学习、工作，这样既可以缓解中国年轻劳动力短缺，又可以通过引入境外劳动力要素把产业链留在国内。
在区域产业链重组方面，疫情冲击下欧洲汽车产业链的暂停对东亚国家造成的冲击，给我们带来了启示：汽车产业可能适合作为东亚区域产业链合作的抓手。高度集成的汽车产业链是全球化生产的典型代表。受疫情冲击，2020年3—4月欧洲汽车行业生产停顿，一方面导致中国汽车零部件面临进口中间品的断供冲击；另一方面则减少了欧洲从日韩进口汽车零部件的需求。在此背景下，日韩供给与中国进口需求具备对接的可能性。尤其是从二级、三级等次级供应商来看，日本、韩国的汽车供应链可能与中国的汽车供应链形成有效匹配。
汽车产业作为高度集成的产业，适合作为东亚产业链合作的抓手。尤其是在新技术、新能源革命的背景下，传统汽车产业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紧密相联，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在新兴汽车产业中各自都具有一定优势。而且，中国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领域较为领先，产业配套网络齐全，市场规模巨大，中国有望成为东亚区域汽车产业链合作的枢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合作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制于地区内的政治关系，东亚地区的产业链合作在该领域也面临一定挑战。
后 记
2020年6月，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立项了“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应对”的课题研究。这项研究，实际上是我们团队在2018年9月到2020年2月期间于浦山基金会立项的研究课题“直面中美贸易冲突”的进一步延续。因此，本书实际上也是“直面中美贸易冲突”的姊妹篇。和之前的研究一样，我们的研究团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并在研究过程中更加互相了解。
在翻阅本书的时候，读者会发现本书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融合，二是跨学科研究的融合。尤其是后者的角度，全球产业链重构的研究特别需要跨学科的视角。因此我们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包括国际关系、国际贸易、科技创新、金融学、国际投资、国家安全等。具体地，本书的分工情况如下：总报告由徐奇渊、东艳执笔完成；第一篇的第1章由徐奇渊、赵海、郎平合作完成，第2章由崔晓敏、马盈盈合作完成，第3、4章由马盈盈、崔晓敏、徐奇渊合作完成；第二篇的第5章由崔晓敏、熊婉婷、杨盼盼、徐奇渊合作完成，第6章由崔晓敏完成，第7章由姚曦、徐奇渊、张子旭合作完成，第8章由苏庆义完成，第9章由董维佳、姚曦合作完成；第三篇的第10章由姚曦、赵海、徐奇渊合作完成，第11章由赵海完成，第12章由徐奇渊、姚曦、赵海合作完成，第13章由郎平完成，第14章由姚曦、郎平合作完成，第15章由陈思翀、梁倚天合作完成，第16章由董维佳、姚曦合作完成。第四篇的第17章由杨盼盼、徐奇渊、张子旭合作完成，第18章由潘圆圆完成，第19章由东艳、马盈盈合作完成，第20章由崔晓敏、徐奇渊合作完成，第21、22章由侯蕾、徐奇渊合作完成。此外，徐奇渊、东艳作为本项研究的联合主持人，还承担了课题的立项申请、研究设计、研讨活动的组织、成果发布、中期和结项答辩、最终成果的统稿、书稿的校对等。
从本书的分工当中可以看到，这是一项比较大的研究工程，凝聚了研究团队每一位同事的贡献。继《直面中美贸易冲突》之后，本书也是我们在中美经贸关系领域的第二个阶段性成果。在此，我们要感谢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的资助，基金会资助的管理方式最大化地便利了科研工作，并且注重实效，为课题成果的改进提升、宣传推广提供了特别重要的支持。同时，还要感谢我们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我们研究所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覆盖足够多的学科领域，并在此基础上整合资源来研究中美经贸问题的研究平台。最后，还要感谢所有对这项研究给予了关注和支持的师友们，我们会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