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银行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结合在浙江农商银行系统的经营实践与当前行业现实，围绕银行业如何应对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谈几点思考。
当前银行业面临的困难
当前银行业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规模放缓，信贷持续收缩。实体贷款在社会融资增量中的占比持续走低，2025年实体贷款在社融增量中占比44.7%，首次跌破50%，今年前五个月仍持续下降，比上年同期低4.2个百分点，反映全社会信贷依赖度持续下行。
全行业整体贷款增速持续放缓，2024年之前银行业依托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长期维持两位数的贷款增速，当前增速跌破6%，行业整体告别了规模快速扩张的时代。
零售端的收缩趋势更加明显，2026年5月人民币个人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已经跌至负区间，低至-0.9%，个贷板块从增量收缩步入存量收缩。
当前银行业信贷规模增速放缓的趋势十分明显，这一点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浙江银行业的发展趋势与全国银行业也基本一致，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中小民营企业数量全国领先，实体经济韧性较强，居民财富水平较高，但银行业整体信贷增速也在2023年达到峰值后，普遍呈下降趋势。对公和个贷都普遍放缓增速，个贷更加明显。
大行2019年后开始大规模下沉，恰逢个人贷款总量见顶，导致市场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博弈。招商、平安、农信等零售为主的机构，个人贷款户数近三年已无增量。在无增量空间的情况下，各家机构仍面临考核压力、需要数据表现，最终结果可想而知。
随着考核持续加压，收益收窄与质量承压并存。特别是个贷方面，浙江农信过去一直以“做小做散”为主，但近年来，个人贷款的不良率高于对公贷款，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二是效益收缩，低息差成为行业发展新常态。信贷需求不足导致净息差持续收窄，中小银行负债成本相对更高，息差收窄冲击更剧烈。
三是质量承压，风险防控边际持续收紧。不良核销增量保持高位，新发生不良开始抬头。宏观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周期，部分传统产业出清过程中，企业经营风险逐渐暴露。居民部门降杠杆缩表过程中，个人信贷违约风险也逐步抬升。叠加房地产长周期调整带来的连锁反应，部分区域涉房不良贷款缓慢出清，银行需要预留更多资源处置不良资产。
原因分析：银行业面临新旧模式转换
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背景决定了银行信贷业务的大方向。
一是宏观结构性压力。我国经济发展底层逻辑正在发生切换，发展阶段从高速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驱动力从工业化、城镇化拉动的要素投入型转向创新驱动型。与之匹配，传统依托资产抵押的间接融资格局，逐步转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重的格局，这一转变将长期影响银行信贷业务的发展。
从三大生产要素角度来看：
1.土地要素层面：自2021年房地产长周期见顶后，银行涉房利润占比显著下降，土地出让金大幅缩水。土地和基建拉动的金融增长模式已经过去。
当前M2增长主要依靠政府和国企加杠杆。2005年至2023年，新增贷款与M2规模的增长几乎都是同步抬升的，说明信贷扩张是M2的重要驱动因素。但从2024年开始，银行贷款失速，与M2走势明显背离。导致银行贷款失速的原因与房地产下行周期的逻辑一致，即居民部门和民营企业开始降杠杆缩表。
2.劳动力要素层面：我国劳动力市场先后迎来两个关键拐点，第一个拐点是2011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与占比同时进入下降通道，经济发展正式跨越刘易斯拐点。第二个拐点是2021年，全国人口总量达到14.13亿人的历史峰值，此后进入负增长区间，经济发展进入“被追赶者”拐点。两大拐点叠加，直接削弱居民部门住房、消费信贷需求，同时压缩实体企业扩张意愿，进一步降低企业信贷需求。银行传统扩表逻辑失效，规模增长持续放缓。人口和需求问题是长期性的，这些结构性压力对银行业来说是深层次的挑战。
3.资本要素层面：一方面，实体企业ROE持续下行，意味着企业新增投资的边际收益不断收窄，企业主动借贷扩产的意愿自然持续疲软。另一方面，股权融资规模持续扩张，符合政策导向的优质企业越来越倾向于通过直接融资获取资金。两大趋势双重挤压最终不断压缩银行的规模和盈利空间。
二是居民部门进入“去杠杆”周期，导致内需不足与消费不振。房地产下行并拖累实体背景下，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和“提前还贷”需求上升，依赖房贷和消费贷的零售信贷“基本盘”发生动摇。
消费市场数据也能直观的体现居民部门收缩的情况。今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这一数据创下2023年以来的最低增速，而在黄金、铜、有色、原油等输入性商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社零依然为负，这说明扩内需的难度较大。内需不足直接冲击消费场景下的零售信贷需求，进一步压缩银行业传统零售业务的增长空间。
三是银行业同质化“内卷”。2019年以来政策引导国有大行完成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两增”考核目标，国有大行切入原本由中小银行、农村金融机构主导的下沉市场。这类业务扩张对中小机构形成双重挤压。市场份额的变化直观印证了这一趋势，农村金融机构的普惠小微贷款市场份额，从原本领先13.44个百分点，逆转为落后18.16个百分点，份额流失幅度超过31个百分点，中小银行的市场空间被持续压缩。
当所有银行都喊着做零售、砸钱做科技，赛道就会变成同质化红海，叠加零售信贷风险持续暴露，连头部银行也开始对自身发展模式不自信，零售业务内卷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银行业如何应对新旧动能转换
（一）决定银行业未来的三大变量
面对新旧动能转换，要找到破局方向，我认为首先要厘清决定银行业未来走向的三个核心变量。
第一个变量是供强需弱的格局何时能缓解？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国家既定的宏观政策，扩大内需是实现银行信贷业务内生增长的关键。但如果供强需弱的格局不能根本改变，银行信贷业务的增量和结构都难以改善。
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农业社会几乎没有复利，财税政策是农业经济的核心；而现代社会是复利社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财税政策强调“以收定支、以丰补欠”，有财政收入才能保障支出；现代社会的政策核心在于预期管理和风险控制。要解决供强需弱的格局还需要真正转向以金融为核心的逻辑上来，更好发挥金融的预期管理和逆周期调节作用。
第二个变量是政金业务是饮鸩止渴的救命稻草，还是创新突围的新变量？
在新旧动能转型中，大中城市的作用更为突出。市场有效、政府有为，既是城市间的竞争，更是决定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近年来一些深耕城市政金业务的城商行取得较好的信贷业绩。
从业绩表现来看，东中部地区的城商行表现较好，去年和今年一季度增量主要来自政金业务。其中一些地方国资科创投资项目宏、微观效益俱佳，但也有一部分属于“被动型”融资。个人以为，目前我国政府负债率并不算重，中央层面负债不多，而地方层面负债较重。在经济下行期，政府、企业、居民三个部门中，最有能力出手的应该是政府，部分地方的政金业务在当前阶段有其宏观合理性。
第三个变量是科技变革会颠覆银行业甚至整个经济逻辑吗？
对于新旧动能转换和信贷业务而言，这种影响可能是深远的，甚至具有颠覆性。
（二）新旧动能转换期间银行业应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如何更好发挥推动作用？
一是迎接低存贷比时代，回到账户为王。
在当前形势下，银行业需要认识到，低存贷比将是一个长期趋势。随着科创产业推动直接融资占比不断提高，信贷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必然下降。银行应回归“账户为王”的本质，提升服务企业和账户的能力。在提供综合服务方面，中小银行资源相对不足，处于被动地位，但大型银行也未必做得更好。因为在垂直管理模式下，大行也未必能真正深入了解企业的全生命周期需求。因此，银行业在服务深度上仍有提升空间。
实体部门融资渠道持续多元化，今年1-4月，个人与非金融企业通过发债、结汇、财政投放等渠道累计获得14万亿元资金，资金规模超过往年同期。多元融资对传统银行信贷形成直接替代，叠加产业结构转型催生信贷需求长期性回落，低存贷比将成为银行业的新常态。客户不贷款，但会有其他融资，不管怎么融资，肯定是在银行账户中进行的。银行可依托账户服务、支付结算、资金托管等基础金融服务，沉淀客户闲置存款，通过配置信贷、债券等低风险资产，赚取稳定可持续的利差收益。
二是通过综合服务帮企业解决痛点，才能守住客户。银行服务科技企业，并不只是放贷。针对科技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痛点，提供尽可能丰富的金融或非金融服务，想方设法提升企业的生存率和成功率。企业给银行的回报也是多元的，包括活期存款、中收、贷款，或其他行业圈内资源。这一范式的最大难题，是一家银行如何调动全行上下的所有资源，包括银行自己的资源和银行外部合作伙伴或其他客户的资源。这对目前我国部门制的银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流程再造将是决定未来银行能否交好答卷的要点。
（三）中小银行如何服务好区域性的产业升级规划和科技创新战略？
讨论中小银行服务区域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路径，核心优势恰恰藏在“本土”二字里。相比全国性大行，中小银行天生更适合服务初创型企业的发展。扎根当地让中小银行拥有独有的优势。深度融入本地经济，贴近园区企业，能摸清楚产业上下游真实经营情况，拿到大行难以获取的一手信息，同时决策链条短，响应需求更敏捷，还拥有本土的资源圈，能够撮合资源更好服务初创型企业的综合需求。这种天然优势，恰好匹配初创科创企业轻资产、信息不对称的融资特点。
浙江农商银行系统的服务数据，直接证明中小银行深耕本土科创服务的独特价值。浙江农商银行系统在科创领域的贷款占比已相当高，超过了对公业务的平均水平。回顾历史，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约90%的初创企业最早的一笔贷款都来自农村信用社；如今，许多科创企业的第一笔贷款同样来自农商银行。目前浙江农商银行系统服务了全省一半以上的科技企业，贷款余额占全省五分之一。针对各类科创主体的服务覆盖面均超过五成，最高达到66%，用实力印证本土优势的价值。
（四）面对新旧动能转换，差异化竞争才是解决之道
面对新旧动能转换，差异化竞争才是解决之道。这也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明确要求。“十五五”规划指出，建设金融强国，需要各类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不同类型机构的定位要求，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定位，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十五五”规划建议所锚定的金融强国宏伟目标，其核心要素是拥有一个层次丰富、功能互补、韧性强大的金融机构体系，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
落实这一要求，一是需要差异化监管。加强监管引领，鼓励和推动金融机构实施差异化发展。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在客户结构、区域环境、经营模式和风险特征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监管政策也应更加体现分类施策、差异管理。营造大中小银行差异化发展的政策环境，依据银行规模、业务范围与风险特征，制定差异化监管考核机制，引导各类机构最终形成层次分明、协同共进的银行体系。
二是银行机构要战略定位清晰并保持长期主义。大型银行有其自身的定位和优势，要向上拓展空间；而中小银行则应立足本地，寻求差异化发展路径。中小银行面临行业周期波动与大型银行的竞争挤压，唯有摒除短期逐利的浮躁心态，保持战略定力深耕本土特色领域，才能穿越市场周期，构建不可替代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但凡在区域市场站稳脚跟、形成特色竞争力的中小银行，无一不是长期坚守定位的成果。浙江银行业有几个典型案例：宁波银行、杭州银行、台州银行、泰隆银行成为业内标杆，都是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长期主义的结果。
企业管理的底层逻辑，完全适配银行战略决策体系，五个维度层层递进，构筑差异化竞争的坚实底座。质量是基础，成本是水平，利润是核心，规模是长期竞争力，差异化是战略高手间的较量。
从40多年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看，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全面质量管理，到80年代后期的全面预算管理，再到90年代利润中心（事业部制）管理，本世纪后又进入“规模为王”的竞争，但行业竞争的终极目标是差异化。特色化、差异化是高级目标，而非基础要求。差异化是一件精细且艰难的工作，每家银行都应朝着差异化的方向努力，只要定位清晰、持之以恒，就能取得成效。
在经营逻辑上，利润中心优于成本中心，成本中心又优于质量中心。当然，质量管控不可或缺，若无法保障质量，机构便无法立足。但质量、成本管控的责任主体应当明确清晰。纵观行业经验，凡是省联社直接插手信贷业务与质量管控的，无一取得成功；而坚持“有所不为”的，反而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效。
浙江农信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差异化战略。浙江农信的垂直考核主体始终是县级农商行这一独立法人。自2004年成立以来，省联社从未干预过县级农商行或农信社的具体信贷业务、人事与财务管理。所有具体业务均由其自主经营，省联社基于长期战略对其整体经营绩效进行考核。江苏常熟农商行的成功实践也说明，小法人只要长期坚持差异化发展，持之以恒就能够形成强大的竞争力。
我国银行业已经告别规模扩张的黄金时代，面对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差异化竞争才是银行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解决之道。对整个金融体系而言，通过差异化监管引导大中小银行错位发展，才能形成层次丰富、功能互补、韧性充足的金融机构体系，更好服务金融强国建设、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王小龙系浙江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农村商业联合银行原董事长。本文为作者在近期举行的的CF40双周内部研讨会“后房地产时代的信贷需求变化”上所做的主题演讲，原标题《差异化竞争是银行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略有删改。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