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中的认知分化、贸易失衡和中国机遇

欧洲对华认知的分化

我从比较个性化的角度，讲一些这次随团访欧感触较深的地方。

欧洲在对中国问题的认知上，包括对自身发展和对中国问题的看法，确实分化很大。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欧洲的发展和中国问题，视角差异非常明显。在产业、贸易和投资相关领域，欧洲确实能感受到来自中国产业竞争带来的压力，这种焦虑不是少数人的情绪。

但也有人提到，欧洲目前面临三大问题：首先是能源问题。今年谈论欧洲宏观经济，几乎都绕不开能源价格带来的冲击，虽然这次的情况比俄乌冲突那一波稍微好一些，但能源问题仍然是最突出、最主要的问题。其次是人口问题。移民问题是焦点之一，我们在欧洲，尤其是布鲁塞尔和德国，看到大量移民，同时欧洲也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还有人说，欧洲最大的问题是欧盟本身——欧盟使得各个国家什么也做不成。总体来看，欧洲对问题的判断非常多元，并没有把中国相关问题放在特别突出的位置上。

在交流中，确实听到一些带有情绪的声音，比如指责中国补贴、不公平竞争，给欧洲企业带来了压力等等。但也有不少人更深入地分析了欧洲自身的问题。

有人讲得很有道理：欧洲现在处于一个高度变动的世界——美国的变化、地缘政治冲突、来自中国的竞争等等，变局重重。在这样的环境下，欧洲过去政策的取向是追求稳定，各种监管政策的设计也把稳定放在首位。但现在不行了，追求稳定反而得不到稳定。因此，欧洲的目标应该转向“韧性”。整个欧洲的发展目标、决策导向，都应当从稳定转向增强自身的韧性，在这个变动的世界中生存下来。还有人指出，欧洲面临的问题很多，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很多，但最突出的前置条件其实是投资。没有投资，后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我总的感受是，无论是欧洲自身还是中欧关系，商界的态度相对务实，智库则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有些智库非常友好，也有些智库会提出激烈反驳，态度差异很大。至于欧盟层面，与贸易投资相关的部门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他们认为所有问题都是中国的责任，对中国的抱怨较多，而其他部门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每个部门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最为重要。由此可见，欧洲在对华认知上是分化的，并非铁板一块，这与中美贸易战前夕，美国舆论几乎一边倒的状态有所不同。

贸易失衡被贴上政治标签

当前讨论中欧关系的热点话题是贸易失衡。这一问题现在被过度贴上了政治标签，更多地被当作制造贸易争端的借口来使用。对于贸易失衡本身，欧洲应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但事实上并没有很多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加以重视。

第一，贸易失衡的扩大对欧洲究竟是有利还是不利？

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贸易失衡增加就一定是不利的。美国那么大规模的贸易失衡，有时被提起，有时又闭口不提。贸易失衡未必是坏事，关键要看哪些部分是好的，哪些部分是不好的。二十年前我们讨论贸易失衡时，就已经有“好失衡”与“坏失衡”之分，需要进行福利分析——对欧盟而言，不同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现在的讨论中，这种分析基本是缺失的。

第二，贸易失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认同里面确实存在结构性原因，如进口替代等。但我还想强调，周期性因素对理解中欧贸易也相当重要。过去两三年间，很难说中国的补贴或技术实力发生了特别巨大的变化，但贸易失衡却出现了大幅波动。我想这应该跟周期性因素有关。

从二十年前全球失衡的经验中，我们也能获得一些启示。2006年，中国贸易失衡达到顶峰，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10%。当时在讨论贸易失衡时，出现了各种解释：中美的贸易新模式、金融市场的摩擦等等，经济学家们发明了许多理论来解释其中的结构性因素。

但回过头看，这个问题究竟是如何解决的？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是如何从10%一路下降到2%的？并非因为金融市场失灵得到了修复，甚至也没有彻底解决结构性问题。最终，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需求下降，而中国通过四万亿刺激计划拉动了内需。一边需求萎缩，一边需求扩张，贸易失衡便自然消解了。

这说明，贸易失衡背后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周期性因素可能非常重要。即便周期性因素不是主导性的，现实中也往往不是通过结构性手段来纠正失衡，而是依靠经济周期的变化来实现。这一点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我们与欧洲交流时如何分析问题、如何制定应对策略。

中国冲击还是中国机遇？

我们在欧洲听到最多、也是经济学界讨论中关注度较高的，即所谓“中国冲击2.0”。我遇到一位非常受尊敬的欧洲经济学家，他认为中欧之间的贸易失衡未必是真正的问题，但“中国冲击”确实是真正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叙事？尤其是在中国对外讲述时，欧洲人讲的是“中国冲击”，而我个人的认知是，与其说是“中国冲击”，不如说是“中国机遇”，因为机遇远大于冲击。不仅是站在中国立场上，即便从外方立场、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也应该是这样。

为什么这么说？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很大程度上是凭借其工业品的高溢价——高价格、高盈利、高收入。它们依靠技术优势、市场管理经验以及各方面的先进能力，维持着很高的溢价水平，从而支撑其高收入。我们都记得，二三十年前，一辆桑塔纳卖二三十万元人民币。这就是高收入国家非常重要的能力之一。

但中国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后，随着工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价格粉碎机”的角色，直接将工业化产品的高溢价拉了下来。这对全世界的消费者、对全球绝大部分国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其贸易条件极大改善，福利极大提升。原本出口一点金属或农产品只能换欧美国家的一件工业品，有了中国的存在，现在可以换两件、三件。对大部分国家和消费者而言，是受益的。

中国还没有仔细算过这笔账：由于中国工业部门能力的提升，究竟给全球消费者带来了多大的福利改善？给多少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贸易条件的改善？这些事情我们需要主动讲出去。讲清楚了，对中欧之间、中美之间的关系都是有利的。

第二，即便对于那些过去依靠高溢价“吃老本”的发达国家的行业和企业来说，这种竞争压力虽然很大，但同时也是倒逼它们加强能力建设、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

我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前两天晚上逛商场，一辆五米长的奥迪车，和奥迪Q7差不多大小，配置非常高，价格只要二十多万元。如果没有中国企业的崛起，外资企业不会有这种压力，也不会做出如此大的改变。

汽车只是一个例子。在很多行业里，中国带来的压力已经倒逼欧洲做出了不少改变。很多欧洲企业本身是很有实力的，不能说它们无法承受竞争压力。它们转型也可以做得很快。它们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做出来的产品也有市场竞争力。最终的结果是大家都受益。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更多地讲“中国机遇”，多讲中国工业进步给世界带来的好处。过去这方面说得不够，今后需要多说，而且这也符合实际情况。

扩大内需与加强沟通

最后，关于应对政策，我想补充两点。

第一，在扩大内需方面，我们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暂且不谈外贸，扩大内需无论对国内经济，还是对国际经贸关系，于人于己都是非常有利的事情。但目前来看，4月份的数据有所回落，对此我们需要高度关注。无论从对内还是对外角度，扩大内需这件事都应该抓得更紧、力度更大。

第二，讲好我们在做的改革。欧洲人对中国的很多诉求，在我们“十五五”规划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部署中都有体现。统一大市场强调“五统一、一开放”，包括降低市场准入壁垒、促进公平市场竞争、避免不当补贴等。这些不正是欧洲人所要求的吗？我们下了很大决心在推进这些工作，但欧洲很少有人知道，也很少有人提及。

所以在与欧洲方面、特别是与贸易投资相关的官员沟通时，应该让他们更多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我们现在对贸易补贴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转变，“五统一、一开放”等内容，我们是在认真推进的，各地方政府也在中央要求下一步一步落实。应当让欧洲方面认识到，中欧之间有很多合作和交朋友的机会。通过加强沟通，让他们更多了解问题背后的原因——比如贸易失衡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究竟是“中国冲击”还是“中国机遇”，以及中国正在积极改变的事实——我相信能够减少误解。

作者张斌系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本文为作者在CF40双周闭门研讨会第488期“中欧经贸与产业合作：挑战与对策”上所做的主题演讲。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