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冰与火并存”，合作是唯一出路
“中国冲击2.0”论调背后欧洲在焦虑什么
我的发言主要分享欧洲交流后的一些观感和判断，并不都是直接与欧洲相关。需要提前说明的是，我并不赞同所谓“中国冲击1.0”、“中国冲击2.0”这样的说法，但为了方便讨论起见，我会借用这样的名词。在全球化时代，冲击一直在发生，比如德日制造业的崛起和美英金融业的主导，关键的问题是各国所做的相应的调整。
首先，当前国际上炒作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冲击2.0”。这一讨论已经变得非常普遍。我们在欧洲期间，几乎每一次双边会谈、智库研讨、政企座谈里，几乎每一次讨论都会提到“中国冲击2.0”所带来的结构性挑战。
所谓“中国冲击1.0”，是指中国加入WTO之后，大量低端轻工、纺织、玩具等传统制造业产品出口，对国际市场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客观来说，那一轮冲击对许多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本来就处于产业外迁周期，即便没有中国产能承接，也会向其他低成本经济体转移。正如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分析的那样，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机会的流失，与其说是由中国造成的，不如说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自动化迭代、全球产业分工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之，这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
而这一次所谓的“中国冲击2.0”，主要是指过去几年我国外部失衡有所加剧，尤其是在电动车、锂电池、光伏、高端机械、工业机器人、半导体等前沿高端制造领域开始形成规模化竞争。它与过去的主要区别在于，这些领域原本是发达国家深耕数十年、自恃拥有稳固竞争优势的领域。然而，中国依托完整全产业链配套、规模化产能与持续迭代的工艺，一进入就做得相当出色——不能说全部细分品类都达到顶尖水准，但从实地调研和行业数据来看，许多高端产品的品质已经接近欧洲水平，大约达到90%甚至95%以上，而依托本土产业链优势，综合生产成本却能低30%到50%，这就形成了相当大的性价比竞争优势，也直接催生了一些国家口中“中国贸易海啸”的评价。
事实上，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一直在循序渐进推进再平衡，已经取得很大进步。最近，因为今年法国要主办七国集团峰会，法国总统府委托CEPR（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做了一份关于《新的全球失衡》的专题报告，我受邀撰写其中的中国经济分报告。在系统梳理历年数据时我发现，从二十多年前到现在，无论是投资占GDP比重、居民最终消费占比，还是经常项目差额占GDP之比，中长期维度都在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演变，再平衡确实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2018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比有所回升，2025年一度达到3.7%，较前几年有所反弹，但仍未触及4%警戒线，只是这一边际变化的成因值得关注。
但现阶段针对外部失衡的外部舆论与经贸挑战确实较大。
第一个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变得相当大。虽然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已从历史最高时的10%下降到去年的3.7%，收缩幅度十分明显，但也有专家指出，伴随着全球GDP格局变迁，这一顺差的绝对体量对应的相对规模，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GDP占比反而上升了。这反映出，中国成为大国经济体之后，即便自身在持续推进再平衡，存量顺差规模依旧会对其他国家产业结构形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中国冲击2.0”的讨论。这一轮欧洲之所以在更大程度上产生了恐慌心理，原因在于这些领域原本是发达国家维系高收入、高福利体系的支柱产业，他们担心，一旦中国产品大批量进入全球市场，很可能替代掉其本土存量产业。如果这些支柱产业被替代或受到持续挤压，这些国家能否培育新产业填补经济缺口、维系原有福利开支？那些高新产业培育顺利、经济多元的发达地区，担忧相对较小；但欧洲大部分经济体产业结构高度绑定传统高端制造，面临的转型压力就凸显了出来。
简单来说，这一轮很多发达国家的体感与过去低端产业外迁时代是完全不同的。
全球科技格局演变：东北亚崛起与欧洲的尴尬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新兴科技和产业全球布局最近出现的一些变化。以AI领域为例，变化非常明显。第一梯队是中国和美国，在算法研发、算力基础设施落地和商业化应用场景落地方面都做得相对较好。第二梯队，大家普遍认为英国也做得不错。我们去英国交流时，总体感觉英国向上的势头是很明显的，他们的态度和立场相较于欧盟大陆经济体相对缓和一些。由于英国本土传统制造业底盘没有西欧德法等国厚重，因此受到中国高端制造替代的直接冲击有限，未来产业向上拓展的空间相对要好一些。
我们过去并没有特别注意到的，是最近在与各国产业界、智库交流时发现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除了中国之外，东北亚在AI发展过程中的硬件崛起非常值得关注。从日本的前沿新材料、精密零部件，到韩国的存储芯片，再到中国台湾的先进制程与封测产业，总体来看，东北亚为全球AI产业链——主要是为西方科技企业——提供了一个稳固完善的硬件基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无论是从全球资本市场投融资数据还是从新兴产业产能动态来看，东北亚似乎正在迎来第二波制造业崛起的高峰。
在这个全球科创分层格局中，欧洲就显得相对尴尬一些。他们表示，自身高校与科研院所储备大量前沿创新专利和初创创新企业，但从产业化落地来看似乎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突破。从过去的数字经济、GDPR数据保护规则落地，到稳定币监管，再到AI立法落地，欧洲的监管规则出台走得相对较快，但前沿产业创新商业化落地似乎没有跟上制度建设的步伐。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我想用这个例子说明的是，在这个新兴产业快速迭代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政策布局不同、发展程度不同，面对全球产业变迁的切身感受也会有所不同。
欧洲内部面临多重困境
从欧洲内部来看，虽然欧盟27国诉求不一、内部分裂特征显著，但当前全欧各界共识性的核心担忧是：如果本土优势产业被外来产品替代，而新兴产业又无法及时形成体量补位原有经济缺口，那么欧洲中长期经济发展将面临严峻挑战。说得严重一点，欧洲认为，这已经不是一般性市场竞争焦虑的问题，而是关乎高福利制度存续的系统性挑战。
这也是为什么中美之间与中欧之间在许多经贸、科技问题上存在明显差异。美国的焦虑，最初源于中西部小镇蓝领青年岗位流失带来的分配矛盾，后来随着我们新能源、5G、高端装备等产业的崛起，又延伸出全球科技制高点竞争和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博弈的问题。但总体来看，美国向上的产业创新势头依然强劲，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航空航天等前沿领域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高端制造和金融服务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仍然十分突出。美国担心的，是有朝一日是否会被中国在部分赛道赶超，而它自身整体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仍然非常活跃。
最近见到从美国来访的业界朋友，谈到欧洲时，他们表示欧洲现在担心的是中国的产业扩张会不会导致欧洲将来丧失支柱产业、就业岗位与居民收入。美国人原来也担心过这些制造业外流问题，我记得耶伦到访我们学院访问时也曾提到过相关议题。但那位朋友说，现在美国人不太担心中国的产业对它们造成的就业问题，现阶段产业就业头号变量是AI自动化替代。我不知道这一判断是否经过严谨数据确认，但他的总体感觉是，美国对中国问题的敏感性已经发生了阶段性变化，这与欧洲当下的处境有着本质区别。
欧洲的问题在于，其运行数十年的高福利社会体系，高度依托汽车、精密机械、化工等高端制造的技术溢价和品牌壁垒获取超额收益。而如今这些支柱产业正受到中国高性价比产品的较大冲击。从内部短板来看，欧洲自身确实也面临多重发展瓶颈。我们在德国实地调研期间听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德国本土资本市场发育不足、风险投资生态薄弱，虽然坐拥海量优质专利和专精特新初创企业，却缺乏顺畅的资本孵化路径，无法将实验室技术顺利转化为规模化新兴产业。
我说，我们确实在产业转化环节存在部分共性难题。我们原本以为德国是我们产业转型升级阶段重要的学习榜样，但现在看来，步入产业升级新阶段后，我们和德国同样面临直接融资不足约束科创落地的问题。我不确定这是否意味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全球银行业主导的传统金融体系，难以适配创新产业发展，从而对各国金融体系改革提出了更大挑战。
在英国我看到一组数据：欧洲原来很大一部分资本市场业务集中在伦敦市场，英国脱欧之后，现在留存相关业务占比只剩下4%，其余业务分流去了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等欧洲大陆城市，但这些城市的市场承载力、配套法治环境短时间内很难完全替代当年伦敦所拥有的市场地位。欧洲整体资本市场发育不足，并没有承担起推动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的重要责任。
同时，欧洲人在创新问题上对监管和规范有着很高的重视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通过严苛的合规门槛影响了初创企业创新的活跃度。在我看来，所有的产业监管规则最终都需要在创新发展与风险稳定、产业活力与合规管控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以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例，欧洲在个人隐私保护层面做得非常完善，但落地多年的客观结果是本土并没有诞生出大型全球化科技公司或规模化大数据产业集群。
再看AI监管，欧洲很早就出台了分层分类的AI监管法规，我们国内政策研究领域也多次组织学习借鉴——按不同风险层级进行差异化监管，没有系统重要性的可以适度放宽监管、有系统重要性的才纳入强监管范畴，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欧洲本土标杆型AI龙头企业稀缺。
这次我们在布鲁塞尔会谈时还谈到稳定币的问题，他们很自豪地说，他们的MiCA加密资产市场法规落地进度远早于美国各类法案。我随后问他们：既然监管规则落地那么早，为什么本土加密产业、区块链相关产业没有取得明显规模化发展？当然，他们的立法逻辑可能是更重视风险管控、守住金融安全底线，这一政策取向无可厚非，但从产业发展的客观结果来看，本土新兴科创产业起色有限。
现在欧洲各国政策制定思路普遍在讨论，要从过去偏重经济稳定转向重点提升经济韧性。至于这个“韧性”如何量化落地、依靠什么产业实现，欧洲各国暂时没有统一可行方案。
同时也要看到，欧洲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南北欧、法德之间利益分化也是比较明显的：法国、南欧经济体受中国高端制造进口的影响更为直接，政策端更倾向出台各类保护性贸易法案；德国、北欧多国在华实体投资体量庞大，跨国企业利益深度绑定中国市场，整体立场更为务实克制。欧盟27个成员国诉求分化、政策博弈常态化，也导致各类统一产业政策落地执行效率大打折扣。当下欧盟接连落地CSA2《网络安全法案》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等新规，不少规则披着安全、产业扶持外衣，实质上抬高外资准入门槛，将经贸议题泛安全化、政治化。
坚定不移地推进国内经济再平衡
尽管欧盟保护主义政策持续加码、贸易壁垒不断增加，但中欧之间深层次的利益共同点应该还是很多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未来我们可能面临欧洲经济受到产业冲击、增速承压的局面，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在欧洲开会时，我曾对一家头部智库研究所的所长说：在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大国博弈加剧的大环境下，中欧也许是多边开放国际经济体系最后的希望。这一体系能否长期持续下去至关重要。如果中欧之间真的爆发大范围严重的贸易战或经济对抗，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将会非常大——美国的经贸政策取向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
那么，如何化解当前双边摩擦矛盾？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对外经贸思路，应该从过去单纯强调自身产业“竞争力”转向追求双边经贸“共赢”。
当中国成为一个大国经济体——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超过30%——本国任何一轮出口扩张、进口结构变动，都会对国际市场供需均衡、伙伴国产业就业形成实质性影响。如果现实民生问题不能得到合理疏导化解，单纯谈论自由贸易的宏观好处很难获得对方民意与政策层面认同。因此，我们开展对外经贸布局时，需要充分考虑贸易伙伴的产业承受力和政策反应逻辑，在顶层战略思路上与时俱进作出转变。
具体而言，我认为有两个层面的落地方向。从内部来说，我们需要坚定不移推进国内经济再平衡。事实上，我们应该已经意识到或者正在意识到的是：如果不能稳步扭转外部失衡格局，我们自身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外需拉动增长的模式，中长期也会出现增长可持续性隐患，因此依托扩内需实现经济再平衡，既是化解国际舆论压力的需要，更是我国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未来我们需要在国际多边场合、双边经贸会谈中作更好、更清晰的政策沟通——这不仅是为了实现双边经贸共赢，也是为了稳固我国自身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底盘。再平衡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里至关重要的宏观政策方向。
而稳住国内房地产市场，正是落地内需扩容、推进宏观再平衡的关键抓手，在当前宏观环境下具备全局性战略价值。房地产业链条贯通上下游建材、家装、家电、物业服务等数十个实体产业，是国内居民大宗消费与地方财力的重要依托和我国居民家庭资产最主要的配置标的，同时关联银行信贷、非标融资等金融体系。立足“房住不炒” 基本定位，短期以稳预期、去库存、保刚需为导向，中长期落脚构建租购并举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十分必要。
中欧关系“冰与火并存” 合作是唯一出路
关于中欧经济合作的具体领域，我梳理出五个可落地的细分方向，可以与欧洲各国共同研讨推进，同时发挥双方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分工协作、合作共赢。
第一是绿色转型领域，也是双方合作体量最大、落地确定性最高的赛道：中国拥有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整车全链条规模化产能，成本与产业化落地优势突出；欧洲在绿氢、碳捕捉、碳足迹核算标准、新型电网技术、绿色项目认证体系方面积淀深厚，二者产业链互补，是欧洲落实绿色新政、实现碳中和目标绕不开的合作路径。
第二是高端制造分工协作：探索形成差异化分工模式，欧洲聚焦高附加值上游环节，主攻核心零部件、特种材料、工业软件、整车底盘设计；中国立足规模化智能制造、终端产品组装落地与广阔本土消费市场，以汽车产业链合作作为典型范本，实现上下游利益绑定。
第三是工业AI与智能制造领域谨慎深耕：欧洲在数据合规、隐私立法、AI全球治理规则构建方面具备先发优势；中国坐拥海量工业应用场景、庞大算力底座与智能制造落地经验，双方可以避开通用大模型、人脸识别等敏感领域，聚焦工厂智能化改造、工业数字化等务实项目开展合作。
第四是高端服务业双向开放，该领域政治敏感性偏低，是欧洲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的核心来源：2024年欧盟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突破500亿美元，知识产权许可费用规模超百亿美元，金融、保险、商事法律服务、医疗、高端教育等行业，既是欧洲优势产业，也契合国内产业升级的现实刚需，双向开放能够稳步做大双方利益蛋糕。
第五是第三方市场联合开发：优先避开高度政治化的欧盟整体谈判框架，选择德国、法国等行动力更强的单一主权国家结伴出海，在非洲、中亚等全球南方市场共同落地新能源、基建、制造业园区项目，依托各自优势联合开拓增量市场。
简单做一个结论：当前中欧之间关系呈现典型的冰与火并存格局，关税壁垒、各类保护性法案不断加码代表“冰层加厚”，但跨国企业持续加码对华实投、绿色转型刚需、多边体系共同诉求构成底层“暖流”，尽管确实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但双边深度绑定的利益基础仍然客观存在。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合作，而是在哪个领域、遵循什么规则合作。话虽这么说，具体落地推进并不容易。总之，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长期高度跟踪关注的问题。
作者黄益平系 CF40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为作者在CF40双周闭门研讨会第488期“中欧经贸与产业合作：挑战与对策”上所做的主题演讲。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