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宏观稳定，推进深层次改革和产业重构

我想与大家探讨宏观稳定、改革深化以及产业重构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演进的过程，不会是断崖式的转变。我主要汇报三个观点。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当然，深化改革至关重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强化改革举措与政策协同。从“十五五”规划纲要的视角来看，推进深层次改革依然是发展的关键。在必须遵循的五大原则中，“坚持深化改革”被明确列出，并特别提出推进深层次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也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这表明，要解决深层矛盾，必须依靠改革。

进入“十五五”新阶段，现代化更需要大胆探索，以创新引领发展，赢得未来。这里的创新不仅指科技创新，也包含制度创新，因为科技创新的前提往往是体制改革。我在去年出版的《深层次改革》一书中，大部分篇幅论述了改革内容，并专门探讨了如何保障深层次改革有效推进。其中的核心观点是：没有宏观经济的稳定，改革就很难推进。因此，守住宏观经济稳定的底线，是确保改革顺利实施的前提。这也是我将“宏观经济稳定”列为首要任务的原因。

回顾“十四五”时期，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GDP连跨了四个大台阶，年均增速位居世界前列。但今年两会也明确指出了问题：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发改委的计划报告对此进行了展开说明：旧动能正在放缓，而新动能的增长尚不足以弥补旧动能放缓导致的缺口，从而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此外，“供强需弱”的矛盾日益突出。市场预期偏弱，尤其是指出“房地产市场仍在调整”，这一判断经历了明显的演变。去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提出“巩固房地产市场稳定态势”，到了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变为“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明确指出“房地产市场仍在调整”。

从数据来看，尽管保持了稳定增长，但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去年各季度增长率呈持续下降趋势。虽受基数因素影响，但排除基数因素后，压力仍在。从供求关系看，物价最具代表性。CPI始终在零附近徘徊，PPI仍处于负区间。尽管今年一二月份有所回升，但是否是根本性扭转尚存疑。房地产方面，投资和销售降幅并未明显收窄，甚至在某些月份还有所扩大，尚未出现趋缓迹象。虽然个别城市房价近期显现向好迹象，但整体调整态势未变。

所以，今年提出的宏观增长目标为4.5%-5%。对此要综合全面地理解，甚至应该把后半句话“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看得更重，既要看到增长压力，又要坚持质和量的统一，同时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不仅是为不确定性做准备，更体现了对质和量的高度重视。

为稳定经济增长，政策层面加大了逆周期调节力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具体数字看，其实增量并不显著，这表明政策并未单纯依赖大规模刺激，而是更注重“改革与政策的协同”，且将改革置于更优先的位置。

在具体政策方面，重点聚焦消费与投资。关于消费，政府工作报告首句即强调“激发内生动力”。如何激发？关键在于改革。只有通过深层次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才能真正释放消费潜力，实现宏观稳定与高质量发展的统一。促消费政策的重点在于推动消费的可持续增长，具体措施是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置于首位，并制定相应的计划。

在投资方面，核心是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动力。从资金安排来看，预算内投资增量有限，仅增加了200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增加了3000亿元。政策更强调如何带动社会资本参与。此外，稳定房地产市场仍是重中之重，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探索多渠道盘活存量商品房，不仅限于政府收购一个渠道。

这体现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决心。

改革是突破口

要稳定宏观经济，改革是突破口，尤其是深层次改革。前面提到的一些方面，如内生动力、市场主导等，都涉及改革。实际上，无论是国内市场的建设，还是新动能的培育壮大，深层次改革都是重要的突破口。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的协同，明确提出，既要政策给力，也要改革发力。从数据来看，政策保持了一定力度，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要协同。在货币政策方面，强调推动物价回升，同时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工具，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明显动作。我曾建议在两会前后应有所行动。当然，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但这里强调的是改革，而且报告中提到“政策效果要转化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这句话值得琢磨——宏观政策要发挥效果，同样需要改革来转化。比如利率调整之所以难以推进，是因为商业银行依赖利差，难以适应调整，这本身就涉及改革。

在深化改革方面，报告对重点领域作了部署。

首先是统一大市场。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不在于反“内卷”，而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要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统一市场就难以建立。如何防止干预？要靠深层次改革。改革的方向是负面清单管理，这是正确的努力方向。

更深层次的改革还涉及招投标、要素市场化等领域，特别是公共服务领域的价格改革。没有价格改革，投资就缺乏盈利点，民间投资难以进入。但价格改革一直难以推进，因为它涉及老百姓的生活，如电价、水价等，我们之前一直顾虑较多，现在需要稳步推进。

财税改革方面，首先是国有资本收益金提取。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要达到30%。但目前估算，2025年央企收益收取比例约在15.6%，粗略估算，全国国企收益比例约21.2%，4万多亿的利润收取了8000亿元，且这8000亿元并非全部纳入公共财政，部分还要返还。这也涉及深层次改革。

另一个深层次改革是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进一步扩大中央部门试点范围。拓展地方税源。调整优化消费税征税范围、税率，并推进部分品目征收环节后移。特别是，零基预算改革需要打破现有财政支出格局，但改革难度较大。目前仍处于试点阶段，已有十几个部门在试点，地方也在探索。现在需要扩大试点。

金融改革方面，报告主要提及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进一步健全中长期资金入市机制，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拓展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退出渠道，提高直接融资、股权融资比重。资本市场的改革方向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目前法治化在加强，市场化和国际化仍在推进中。

在微观基础方面，要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要制定和实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有资本“三个集中”。国资委已明确，国有经济将从97个大类集中到20个重点行业，力度很大。过去，国有经济在各个行业都有布局。现在要为三个集中服务。

下一步，要抓好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下更大力气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当前企业账款问题是个突出矛盾。这次在4.4万亿专项债中专门将其列为三个重点之一，今年或有较大进展。此外，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支持企业安心经营、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健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长效机制。

以开放促改革也是一个重要方向。开放，特别是服务领域的开放，虽然会给一些服务行业带来冲击，包括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但能够倒逼改革。可以积极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扎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此外，吸引外资也是重要内容，要扩大双向投资合作。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实施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扩大本地化生产。加强对外资企业的服务保障，擦亮“投资中国”名片。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

推进产业重构是牵引和方向

产业重构是新旧动能转换的体现。“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正在改变产业发展的基础。从发展角度看，产业重构是方向，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动能；产业重构也是深层次改革的牵引。现有的体制如果不利于新兴产业发展，就需要改革。当前新旧动能转换面临压力，旧动能退出过快，投资上不去，市场需求减少，与城镇化放缓、房地产调整有关。因此政府强调“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反映了紧迫性。

在具体部署上，首先要抓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大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力度。过去讲“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现在更强调“培育壮大”，要求落地到产业、产值和利润增长上，形成支柱产业。

新兴产业发展涉及体制机制问题。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但科技资源主要分布在科研院所。科研院所要适应产业需求，考核评价体系是关键，这也需要改革。这就是牵引的作用。金融方面，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直接融资不足，资本市场功能需要更好发挥，否则难以支撑新兴产业发展。所以，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单纯依靠财政投入难以实现产业化，创业投资不可或缺。但现有的政府基金投资模式在激励机制、投资周期等方面与市场化风投存在差距，需要改革突破。

其次，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促进开源生态繁荣。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支持公共云发展。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打造“5G+工业互联网”升级版。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智能经济新形态是人工智能应用的深化，此次部署更加具体，已成为政府工作重点。

第三，在科技自立自强方面，长期投入比例、稳定支持机制、科研院所改革、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等问题都涉及改革。目前科研人员、资金、重大专项向企业流动仍存在障碍，成果转化受制于国有资产流失、利益分配等问题，研发体制和科研院所体制需要深化改革。人才方面，“三个一体化”已开始起步，但仍面临困难。此外，城乡格局调整涉及人、钱、公共服务的挂钩问题，也是改革的重要方面。

第四，区域协调发展也是产业重构的关键议题。当前强调产业向内地转移，但这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我们的财政体制能否适应并提供有效激励？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产业布局究竟是让产业向内陆转移，还是让人口向沿海集聚？这一根本矛盾尚未解决。一方面政策要求疏解超大城市人口，避免其过度扩张；另一方面，市场要素却自然流向超大城市。这就是矛盾。若强行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人才流动或强制高端人才留守西部，往往难以奏效，甚至可能导致人才流失。

因此，如何在市场作用与政府引导之间找到平衡点，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为此，必须深化跨行政区的合作机制改革，重点解决利润、税收及产值在区域间的分配问题。只有通过体制改革突破利益壁垒，才能真正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第五，绿色低碳转型也是重要发展方向。当前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从“能源双控”平稳过渡到“碳双控”。推进速度过快可能冲击经济稳定，过慢则无法实现自主减排承诺和既定目标，这同样对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综上所述，宏观稳定、深化改革与产业重构这三个问题归根结底需要回答改革初期所强调的核心命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实现三者的动态平衡、相互促进。

作者尹艳林系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副主任，本文为作者在 CF40“洞悉中国”季度闭门会“‘十五五’开篇：新局·新程·新机”上所做的主题演讲，略有删改。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