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扩大内需的几点讨论

经济仍呈“供强需弱”特征

当前，我国经济仍然呈现“供强需弱”特征，外需强势而内需不足。

投资方面，近年来随着资本存量长期累积，资本边际回报率递减的规律作用显现。与会专家指出，一方面，以上市公司资产收益率（ROA）为代表的微观指标下行，平均ROA从2010-2021年的6.7%下降到2022-2025年的2%；另一方面，部分领域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在此情况下，作为市场中最具活力、对投资回报最为敏感的民营企业，可选择的优质投资项目范围明显缩小，少数高技术领域（如IT、AI等）对多数民营企业而言进入门槛较高。因此，民营企业的投资决策趋于审慎。

消费方面则受到就业、收入和居民部门资产负债变化的影响。专家认为，当前整体就业保持稳定，但结构性问题仍突出，青年群体仍面临较大就业压力。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居民收入预期有所削弱。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对居民部门形成“负财富效应”。随着2024年9月24日“一揽子”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股票市场迎来阶段性繁荣，但盈利主要集中于机构投资者，财富效应尚未有效转化为广泛的消费需求。

专家认为，相比于制造业，康养、赛事及旅游等服务业领域存在较大的就业吸纳潜力，有望成为推动居民收入增长的突破口。

财政政策推动改革

专家认为，在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要突破传统政策的局限，将短期需求管理与长期结构改革深度结合，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和“投资于改革”。具体而言，利用物价低位运行时的低成本融资优势，将财政资金用于支付重大改革的短期过渡成本。短期来看，支付改革成本会形成较高的财政支出，能有效对抗物价下行压力、扩大总需求，长期则可以换取制度优化和财政可持续性。改革驱动型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方面：

第一，利用低成本的国债资金化解地方存量债务，并同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尽管债务置换使得地方政府付息成本降低，但债务主体未变，地方政府仍面临较大的刚性支出压力。专家建议短期内可考虑将地方债置换为国债。这一过程需要央行在二级市场上等量收购国债，实现国债增量的对冲，使新国债的发行利率低于名义GDP增速。

同时，推进地方政府财政体制和融资平台的深层次改革，构建权责清晰、可持续的地方财政与投融资框架，这要求有关部门厘清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并推动融资平台彻底转型为真正的市场化主体；货币政策则必须设定明确边界和退出机制规则。有专家进一步指出，历史经验表明，地方债容易陷入“边化边增”的怪圈，对此，细致且有效的机制设计显得十分重要。

第二，打破职工医保与居民医保之间的制度壁垒，逐步缩小数亿参保人的待遇差距。在过渡期，可利用国债资金提升居民医保待遇；长期则推动职工个人参保转为职工家庭参保，实现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的部分接轨。从收入分配效应看，此项改革能使资金精准流向中低收入群体，有效对冲因温和通胀而产生的成本，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强化货币政策的作用

有专家认为，货币政策应超越传统“推绳子”的认知局限，将强信号引导与降低融资成本相结合，重建扩大内需的动力机制。这不仅需要央行明确锚定通胀目标并做好预期管理，更须通过利率传导切实改善企业盈利空间和居民资产负债表，使宽松流动性真正转化为投资与消费动力。

第一，做好预期管理以提振信心。有关部门需要通过清晰的政策目标和雷霆手段来引导多方面预期，包括温和通胀、财政可持续性、房地产价格止跌企稳等，重塑市场对未来的判断，改变企业和居民的经济决策逻辑。

第二，要通过下调利率降低微观主体的融资成本。专家建议，有关部门可以综合运用总量与结构性工具，引导融资成本下行，关键是要实质性改善企业投资盈利前景和居民购房的相对经济性。同时，要防止流动性滞留空转，确保低利率环境能顺畅传导至实体经济的关键领域，切实改善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预期。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进一步下调利率的效果与可行性仍需深入研究。一方面，影响居民购房意愿的因素不局限于融资成本，也包括人口结构、房价的历史表现等，而后两种因素是货币政策难以扭转的；另一方面，从银行平稳运行和居民财富预期的角度来看，也要考虑降息对商业银行息差和居民存款利息的影响。

本文隶属CF40成果简报系列，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