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强需弱”格局的挑战与应对

“供强需弱”格局的短期化趋势

刚才张斌和郭凯两位嘉宾的发言都很精彩。人们常说“一个屋子里三个经济学家往往会有四种观点”，今天我特意选择了一个略有不同的题目，与大家进行做分享。虽然我对刚才他们二位的观点基本上都表示赞同，但也会有一些差异。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主要是因为结构失衡或扩大内需的矛盾，不仅仅是一个中长期议题——通常我们称之为“经济再平衡”。大约二十多年前，温家宝总理在任时就曾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稳定的、不平衡的，从而是不协调的”。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依然存在。

如果我们关注“十五五”规划和四中全会建议，其中提到未来五年我们的发展动力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二是扩大内需。目前来看，政策重心似乎更侧重于发展新质生产力。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中长期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生产力提升。

但让我略有担心的是，如果扩大内需这方面跟不上，可能会强化当前“供强需弱”的宏观经济格局。在未来的发展中，集中力量突破新质生产力当然非常重要，但如果内需持续不足，供过于求的矛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个问题已不仅仅是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很可能已经成为制约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因素。

那么原因何在？我的理解是，“供强需弱”的局面在改革期间一直存在，并非今天才出现。但为什么今天反复讨论这个矛盾？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早期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供给能力很强，需求虽然相对弱一些，但经济仍然实现了高速增长。

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出口消化了国内潜在的过剩产能。因此，虽然几乎每年都会讨论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但经济增长最终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最近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我简要谈两点。第一，国际市场的开放程度出现了显著变化，贸易壁垒不断增加。正如刚才郭凯提到的，去年我国出口表现相当不错，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但这种增长未来能否持续？我对此有所担忧。

第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经济已从过去的小国经济转变为大国经济。这意味着，我们的出口会对国际市场均衡产生影响，贸易伙伴也会担心：如果中国持续大量出口，是否会影响其本国的产业发展、就业和收入分配？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当前采取的一些政策就可能与其国内分配不平等问题有关，当然这并非是唯一原因。

因此，未来我国很难再像过去那样，持续通过高速的出口增长来消化国内产能。这使得“供强需弱”的矛盾，在短期内变得更加突出。换句话说，现在通过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大循环消化“供强需弱”后果的空间正变得越来越小。

综上来看，“供强需弱”已经不再只是一个长期问题，也成为了一个短期问题。

几周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我看来传递出了一些新的信号——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解读，不一定准确。

首先，我感觉相比之前的印象，这次会议传递出的政策信号在支持增长方面，力度可能比预期要更大一些。这意味着政府将通过宏观政策和其他手段来支撑经济增长，我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刚才张斌和郭凯都提到了这一点。

其次，关于之前提到的两大发展动力——新质生产力和扩大内需，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八项重点任务中，第一条是“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第二条是“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

同时，我注意到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求是》杂志网站上发表了总书记的一篇讲话，其中重点阐述了扩大内需的战略意义。我们不必过度解读，但我的感受是，内需问题确实变得更加重要，已不只是一个长期议题，而是更迫切地摆在了眼前。

这两个政策重点的改变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从长远一点的视角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确实正在发生转变，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从过去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的增长。第二，从过去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消化产能，转向更加依靠国内市场发挥作用。

消费不足的深层成因

在讨论“供强需弱”问题时，我依据的是官方统计数据。不少学者在此之外进行了重新估算，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郭凯他们所做的研究报告，我觉得那些分析很有参考价值。

总体来看，我国“供强需弱”尤其是消费相对偏弱的现象一直存在。其原因有很多，当然，有人会从文化角度解释，这超出了我的专业范畴，在此不作讨论。而且国内不同地区居民的消费观念也确实存在差异。

如果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较为明显的原因。

第一，政府资源配置发挥较大作用的经济体，往往更重视投资。我这样说可能不够全面，但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前苏联。它曾凭借强大的政府资源动员能力推动经济增长，在上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缺点是由于缺乏市场机制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终资本边际回报率降至零，经济发展难以为继。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类似问题，但在双轨制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扮演着突出角色。目前观察到的是，地方政府配置资源的偏好，可能与居民或市场自身的偏好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对投资、生产和供给的重视程度，可能超过了对消费的重视。

第二，我国在很长时期内存在劳动力过剩问题。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工资水平较为平稳，难以上涨。许多东亚经济体都曾依靠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推动经济增长，后来普遍出现一个共同现象：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工资增长缓慢，导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消费占比在某一阶段也随之降低。

这不只是我国特有的现象，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曾发生。转折点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当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大幅上升，消费才会逐步改善。

第三，我国在改革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增长。

但从官方数据看，消费占比的低点已经过去，过去15年其实一直在上升。有人说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大，从数据上看确实如此。当然，消费占比上升起码部分是投资和出口增长放缓造成的。但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的消费占比与其他新兴市场相比仍然偏低，这说明“供强需弱”的问题依然存在。

经常账户也在趋于平衡。2025年的数据显示出了较大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经济正在不断走向平衡。无论是投资占GDP的比重、消费占GDP的比重，还是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似乎都在朝积极方向转变。也就是说，“再平衡”确实正在发生。

去年12月，全球媒体都在讨论中国前11个月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万亿美元。根据最新数据，2025年全年约为1.19万亿美元。这个数据占GDP的比重相较于过去的高点可能有所调整，我们的出口表现其实不错。但为什么大家如此关注这个数字？主要是因为规模太大了。

如此巨大的顺差，尤其在中美经贸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让许多欧盟和东盟国家感到担忧。他们担心，如果我们的产品无法进入美国市场，可能会转向其他地区，从而对其本地产业造成冲击。我认为，这是我们作为大国经济在未来需要关注的问题——国际市场对我们出口的反应函数已经发生了变化。

关于低通胀，我不再赘述，这与前述问题一脉相承，当前价格确实比较低迷。刚才郭凯和张斌都做了很好的阐述。张斌强调要明确目标、坚定不移推进，特别是追求价格水平的合理增长；郭凯认为，今年CPI可能会比过去一两年好一些。如果朝这个方向发展，当然是好事，但“供强需弱”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近期我们出台了许多以旧换新政策，并正在讨论进一步扩大范围。但归根结底，消费如果要持续增长，我认为最终还是要靠收入、靠保障、靠信心。

表1 消费品牌指数

我们利用淘宝天猫数据构建了一个线上消费品牌指数，它是基于销售、价格、搜索、好评等维度构建的反映品牌质量的综合性指数，以线上大数据对品牌评分，以“一篮子”消费品牌的平均分来刻画消费品质变化。[1]

表中右列反映的是消费品牌购买力最强的十个城市，它们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左列则是平均品牌指数最高的十个城市，即所购产品的平均品牌质量最高。有趣的是，排在左边的十个城市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一线城市，很多是二线甚至三线城市。

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合作者、中山大学的纪洋教授引入了外来务工人员占比进行分析。她发现，如果一个城市经济发达、外来务工人员多，其总购买力固然强，但平均消费品牌指数可能会因为这部分群体收入相对较低、平均消费品质相对较低而有所下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北上广等城市没有出现在左边这一列。

合理的解读是：最终提升消费，不仅仅是把城市经济搞活就够了，还涉及收入和信心问题。农民工群体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收入相对较低，社会保障也不够完善，这对消费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迈向供需协同发展

简单做一个总结。我认为，克服“供强需弱”这个问题，是我们未来一段时间需要面对的宏观经济重大课题，它既是短期困难，也是长期挑战。

从积极的方面看，“供强需弱”矛盾已经出现缓解的迹象，一方面，政府已经在采取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市场也在做出相应的调整。但“供强需弱”的矛盾不太可能很快消失，内需的增强也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还需要积极应对，可能需要一个政策组合而不仅仅是单一的政策工具，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还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尤其需要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当前经济中所谓的“内卷”问题，既有市场的原因，也有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原因，未来需要进一步厘清：哪些事该由地方政府做，哪些事应该交给市场。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向是，修正当前对实际GDP增速的追求，把关注点更多地转向收入、就业、消费甚至名义GDP增速。

第二，既然要推动消费增长，就必须在收入和保障两方面下大力气。以旧换新等政策在短期内有效，但长期来看，不能一直依靠补贴来维持消费增长。特别是当前我们面临一系列结构性挑战——人口老龄化、地方债务、房地产问题等，再加上人工智能革命带来的影响，公共政策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公共政策在支持内需方面的作用十分关键。

刚才张斌、郭凯两位讨论了财政政策能发挥什么作用，总体盘子基本已定，货币政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长期来看，需要考虑的是：中央政府有没有可能在公共政策方面发挥多大作用，尤其是在化解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家户资产负债表压力方面。

第三，服务业的发展非常重要。这不仅关系到消费，也关系到就业。目前我们对“供强需弱”的讨论，大多聚焦于制造业领域，但制造业还能提升多少消费、创造多少就业？我们需要打开思路，服务业可能蕴藏着更大的消费与就业空间，特别是在养老育儿、医疗健康、文体旅游、数字服务、绿色经济、教育培训等方面。

最后，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过去我们依靠国际经济大循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作为大国经济，我们需要考虑如何与经贸伙伴共同成长。这是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问题。

作为大国经济，任何出口或进口行为都会对国际市场产生影响。这时候，思考如何与伙伴共同成长，才是可持续的道路。通常讨论高水平对外开放，关注的是制度型开放，即我国要对规则的制定做出贡献，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如何与经济伙伴发展成长。

之前，我曾经建议中国设置“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即提供援助、政策性贷款和市场化投资，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绿色转型，推动我国绿色能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领导地位。

注：

[1] 纪洋、黄益平，“中国线上消费品牌指数”（季度指数，持续更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商学院，https://nsd.pku.edu.cn/xzyj/zsfb/cbi2025/index.htm

作者黄益平系CF40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为作者在CF40宏观政策季度报告（2025年四季度）发布会“重建扩大内需的动力机制”上所作的主题交流。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