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特点、新趋势

目前，中国企业“出海”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现象，速度快，规模大，覆盖面广，并且这还是刚刚开始。由于地缘政治博弈的变化和国内市场及技术的发展，中国企业“出海”呈现出全新的特点，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本世纪前二十年大型跨国企业全球化布局、中国企业早期“走出去”完全不同。

这不仅将对中国企业、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也将对未来国际经济格局、产业格局乃至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企业需要研究所在国的法律法规、社会文化等，以解决自身的经营和安全问题，国家需要研究中国企业“出海”的发展趋势及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安全及与各国外交关系的多重平衡。

中国企业“出海”新特点

几十年来，中国企业逐步“走出去”，各个阶段目的各不相同。归纳起来，不同时期先后有如下这些原因：

一是最初是开拓市场。一般是设立贸易公司，为国内产品打开销路。

二是能源及大宗商品投资，满足国内需求。

三是寻找投资机会。这类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现有产业的境外延伸，有的投资的行业往往与企业国内行业没有直接关系，纯粹是寻找机会，比如投资房地产、银行、保险、马戏团等，也有一些是为了完善产业链或产业多元化。这些企业行为为当地带去投资，也为当地企业开拓中国市场。

四是以获取技术、市场为目的的战略投资。

五是因国内人力成本提高而寻找更低人力成本地区，这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相同，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低端加工业。

六是因规避美国关税战而出海。

自从2018年美国发起贸易战、关税战，中国企业形成新一波出海潮。几年下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技术进步全面爆发，国内竞争愈趋激烈，企业出海的目的更加多元，形成了与过去中国企业“走出去”、上世纪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本世纪初跨国企业产业链全球化布局不同的新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一个国家成千上万的企业短时期内走向世界各个角落。上世纪八十年代产业转移，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虽有企业到发展中国家投资，但还是以产业转移为主，转移的目的地相对比较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日本也有很多企业“走出去”，但它与其他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是同步的，只是就日本自身而言，“走出去”企业的占比比较高。

这次中国企业出海，企业数量多，投资规模庞大，不仅有大型企业，更有许多中小企业甚至个人创业者，出海目的地遍及世界各大洲。中国企业出海可以说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及事件。

第二个特点是，中国企业是各行业全方位出海。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达国家低端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不同，这一波中国企业出海是各行各业全方位出海，既有低端产业，也有高端产业如新能源汽车、金融科技等；既有制造业，也有如电信类的基础设施类企业，还有如蜜雪冰城之类的餐饮行业、电商和科技企业；既有在国内已经非常成熟的企业，也有许多科技初创企业，甚至许多科技类初创企业在创业之初就直接出海布局。这一特点的背景是中国拥有最完整、最齐全的制造业门类。

第三个特点是，集群式产业链出海。中国制造业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很大的原因是具备无与伦比的产业链协同效应。出海企业普遍反映，即使利用国内产业链，其生产效率和成本效益也远远高于利用当地产业链，更何况当地相关产业链难以保证完整。

有些企业试图在当地建立产业链，但由于文化、员工素质、技术等原因，其协同效率与国内产业链相差甚远。于是，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出海现象：中国产业链集群出海。如浙江台州地区企业出海，形成了汽摩配产业链集群出海，明显带有地区产业特色。集群出海，包括整个产业链的主要企业、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甚至生产工人。

第四个特点是，中国企业出海规模庞大。这包括企业数量和投资数量的庞大。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庞大，这种全方位的出海体量也非常庞大，对于大多数中小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中国企业都是巨大的存在，快速提升了当地的产业层次。

第五个特点是，中国企业是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为背景推动产业链国际化的。历史上，都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先进企业借助于国家发达的经济、先进的技术乃至强大的军事实力开疆拓土。因此，所在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人员往往都带着敬畏的心理处理与他们的各种关系。然而，对于中国企业和人员，一些国家，包括一些国家的人民和同行，在欢迎中国企业投资的同时，与他们看待发达国家企业和人员不同，往往不会投以仰视的目光。这一定程度上会给中国企业在当地的经营和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中国企业“出海”的影响及趋势

中国企业出海，很可能是百年未遇大变局中的重要变量，将影响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或将获得迅速提升，与现有发达国家形成实质性的竞争关系。同时，由于中国企业出海可能会对各个国家现有产业格局形成一定冲击压力，在一定时期内各个国家可能会与中国产生不同类型的摩擦。

一是在世界上形成以中国企业为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各类中国标准和中国规则在此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逐步被世界各地所接受。以往中国企业是参与到跨国公司所组建的供应链，只能遵循别人的标准和规则；这次是中国企业组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集群式出海，当地企业逐步加入到这个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特别是许多新兴产业在技术上是中国企业领先，甚至是中国企业的原创，其标准和规则必然以中国企业为准。

目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电信等基础设施都已是中国标准；在东南亚等地的数字技术领域，技术路线、协作模式都是中国化的，甚至工作中的交流语言就是中文。

二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快速实现产业升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占比将迅速扩大。由于中国企业出海的特点，相关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以较快速度实现基础设施升级和产业升级或工业化，在区域经济竞争甚至国际经济竞争中改变竞争地位。

三是中国企业出海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国际上规模化产业转移和跨境投资的主要力量。在可见的未来一段时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成规模转移的情况将难再现，本世纪前十年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供应链全球化布局经过最近这几年的调整也已进入尾声，中国企业可能成为今后有能力有意愿将产业链进行全球化布局的主要力量。

这几年西方大型跨国企业为了建立有韧性的供应链，重新调整供应链布局，搞所谓“中国+1”，大多数情况还是供应链上的中国企业将生产基地搬迁到有关国家和地区，这本身就是中国企业集群式产业链“出海”的一部分。

四是因中国企业出海而产生一些挑战。由于各国体制、机制、文化、法律、历史、风俗等各不相同，不同国家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不同措施以应对中国企业“出海”的大趋势，个别国家或许会采取比较敌对的措施。但相信面对机遇，大多数国家会平衡短期压力和长期发展。

在承接中国企业出海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带来投资和产业的同时，因所在区域的战略地位、本国经济禀赋、历史、文化和政治生态等原因，各个国家也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挑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企业对该国原有产业造成的短期冲击；一个是面临中美博弈的挤压。

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必须关注到这些现象。就所在国而言，也不能简单把中国企业拒诸门外，长远看，拒绝可能会失去一次产业升级的机会。一定意义上，发达国家也面临同样的压力和机遇。

中国出海企业带给所在国的，不仅是这些企业的产能，实用高效的先进生产技术，更有相对完善的产业链和高效率的产业链协同能力。中国制造业之所以傲视世界，不仅由于人工成本，也不仅由于庞大的规模，更主要的在于技术平权化和高效率的产业链协同能力所形成的效率优势和成本优势。

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拥有这种优势的情况下，才能真正与发达国家形成平等的竞争关系。单纯靠人工成本和资源成本优势，只具备暂时被利用的竞争优势。这可以说是今后的竞争趋势。

中国制造业的这种能力，既让发达国家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感受到压力，当中国企业来到相关国家，也让这些国家的同行感受到压力。但长期而言，这些能力会逐渐成为所在国的能力。

最近，日本丰田在泰国的生产基地已经开始向中国厂商采购零部件，说明日企在东南亚的供应链已经开始发生转折，相互适应、相互融合不仅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

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处于中美博弈的摩擦中。美国企图打乱甚至打断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进而削弱中国的竞争力，但美国也不希望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形成强大而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它更希望形成美国自足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进而主宰世界经济的运行。

如果美国依靠目前的关税战成功实现制造业回流，则其对世界的需求将会萎缩，其他国家将与美国争夺世界市场，那时争的将是各国制造业的技术、效率和成本。如果美国关税战并不能完全取得成功，各国争夺美国市场争的依然是制造业的技术、效率和成本。

因此，尽可能快速地提升制造业的技术层次、提高产业链协同效率、降低制造业成本是各国必须选择的战略路径。那么，借助中国企业出海机会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中国企业出海，对各国而言，都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从长计议。

首先，各国需要根据自身经济、社会现状，平衡好社会稳定和引进中国企业的节奏，设计一些有效机制引导中国企业融入当地社会，促进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相互赋能，同时也要妥善平衡与中美之间的关系。

其次，加强政府间协调，借助中国力量抢占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先机。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的新方向，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在这方面占得先机，完全有可能超越一些现有的发达国家。在这方面，东盟地区已经成为中美人工智能领域和数字经济领域的接触点，目前当地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基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企业的出海。

其三，利用中国技术，加快区域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以前，因为这方面技术要求高，资本投入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限制。现在利用中国技术，借助中国企业的投资，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以可承担的成本，以较快速度实现基础设施现代化。

事实上，一些国家的交通、电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在中国企业的帮助下，已经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如果东盟国家之间的各类基础设施能互联互通，以其所处的战略位置、覆盖的面积、拥有的人口，完全可能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以目前东盟各国已有的实力以及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技术优势和成本优势，若设计有利于各方的投资机制，很快能将东盟地区建设成世界上基础设施最先进、最完备的地区之一。

其四，利用中国技术，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和绿色经济。要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制造业水平，电力等能源供给是基本保障。发展绿色能源，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也能在战略上有效降低对石油等化石能源的依赖，提高经济的安全性。

这方面也是发展中国家借助中国技术和投资在经济上实现弯道超车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国这些年在这方面投入巨大，技术进步快，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目前来看，绿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其五，各国可以鼓励本国企业与当地的中国企业合作，积极开拓中国市场，到中国寻找发展空间，同中国出海企业合作共同开拓世界市场，逐步减少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赖度。

从战略上全面支持企业出海

发展中国企业出海是多重因素触动的企业自发行为，这一行为所形成的特点和趋势，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面临的挑战是可以想见的。因此，支持企业出海应当成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就出海企业而言，尤其需要政府在法律政策等方方面面的帮助与支持，以及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一）创新手段支持企业出海发展，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和资产安全

首先，需从一个全新视角理解中国企业出海，重新审视资金的跨境流动，将正常的“资金外流”与“资本外逃”区分开来。

过去，我们习惯将“资金外流”视为负面现象，将其与“资本外逃”画上等号。这种认知模式源于中国经济的成长历程——从一个相对落后的、资本短缺的经济体起步发展，几十年来都注重于招商引资。

当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企业需要积极布局全球，完善产业链和供应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资金的流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在海外拓展业务的正常需求，是经济活动全球化的自然结果。我们必须改变认知惯性，理性、中性地看待资金的流入与流出。

其次，应从战略发展高度，运用法规和政策手段支持与引导中国企业出海，做细致、精准而有力的支持者和保护人。

这一波出海，是在百年未遇大变局背景下的企业行为，行为虽微观，但影响将是宏观的。为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稳健前行，不仅要为它们打造一个充满机遇的环境，还需确保这一过程的合规性和可持续性。

这意味着政府需要调整和完善跨境投资与经营的相关法律法规，消除不必要的束缚，同时构建一个全面的跨境法律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旨在保护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并适当对企业的海外行为进行合理约束，确保其行为既符合国际规范，适应所在国的法律和文化，又维护国家形象和国家安全。

随着中国企业的规模增长，与海外企业、当地居民甚至政府的互动将不可避免地增多，可能引发的冲突和纠纷也将随之增加。须洞察先机，深入理解国际法律，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制定既保护企业利益又不违背国际法规的政策法规。

必要时，在不干涉所在国内政的前提下，要有足够而适当的手段和实力保护中国资产的安全。这是一场需要智慧和远见的策略游戏，关键在于平衡内外政策，确保中国企业能在全球舞台上自信而从容地展现其实力。

与此同时，需要以高瞻远瞩的视角，将海外扩展的中国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因素。中国企业的海外业务运营，不仅重新塑造了中国的经济版图，也在改变目的地国家的经济结构，这种双向互动，进一步影响着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这些外部变化，又会影响并塑造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营运环境。

我国企业和个人税收政策也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在有利于企业出海经营的同时，鼓励企业和个人将利润与收入汇回国内，对于汇回国内用于投资的收入尤其要给予税收优惠。

再次，战略性地指导、引导出海企业的产业布局。

在百年未遇大变局的关键时期，既要保证企业发展的空间，也要保证国家产业结构的战略安全，尤其要防止国内产业空心化或产业结构不平衡。

一是对于一些战略性产业、技术出海需要制定规则，明确可否出海、如何出海、可以布局哪些国家和区域等。

二是加快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内卷”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国内营商环境，确保出海企业的技术之根、资本之根、管理之根、市场之根等牢牢扎在中华大地。

三是战略性评估现在和未来国际动荡区域的安全性，对进入这些区域的企业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和保护。观察二战后国际上主要的动荡地区，一般都是资源产地和交通战略要点，如石油产地和主要海上通道与港口等。除了传统的能源、大宗商品和港口，由于新技术发展的需要，今后稀土等新兴战略资源产地也可能成为新的动荡区域。

企业层面上，需要避免盲目布局这些地区；国家层面上，则需要早做判断并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和策略，战略性地指导和保护有意愿布局这些地区的企业。

此外，应该鼓励贸促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服务机构与企业同步出海，与当地相关机构合作，为出海企业提供贴身服务。国内各类智库机构及驻外使领馆需协调分工，强化对国际上所有国家包括政治、历史、文化、经济、法律等的国别研究，建立公共数据库，既为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等提供决策依据，也为企业投资和经营决策降低调研与学习成本。

总之，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看，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纳入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制定的框架内，是政府的必要举措。国家政策需与企业行动同频共振。

（二）为出海企业提高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中国企业这种产业链、集群式覆盖全球的出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是全方位的。中国虽有部分大型金融机构出海，但大多在主要经济体的金融中心，覆盖面有限，同时业务较为简单，发展中并没有形成与中国企业出海的战略性互动。同时，大多数国家即使有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但并没有金融服务方面的安排，当地金融机构只是遵循市场原则看待中资企业。

与以往大多数是发达国家先进企业投资欠发达地区的情况不同，中国企业是以发展中国家为背景出海，当地政府、民众以至于金融机构不会有仰视式的天然信任，获得平等金融服务的难度更大。因此，金融服务中国企业出海需要从战略层面做一些适当的安排。

1. 从宏观金融管理角度，统筹内外管理跨境资金流动

过去，中国的跨境资金进出就是外汇资金的跨境流动，所以外汇管理同时就包含了跨境资金管理。但是在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跨境资金流动已经不仅是外汇资金；反过来，人民币发行、流通管理也不能只是面对境内市场需求。

当大量企业出海，逐步形成庞大的海外中国企业网和产业链、供应链，人民币和外币资金的跨境流动规模将更加庞大，流入流出更加频繁。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外汇管理策略和仅仅面向国内市场的人民币流通管理策略，已难以满足当前的需求。我们需要重构金融管理的思路和工具，实现内外资金流动的统一管理。这意味着在保证市场资金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也要兼顾国内外市场，特别是海外的中国企业以及相关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需求。

更具体地，有关信贷、保险、债券、资产交易、外汇买卖、跨境支付等政策都必须根据企业出海需求及国际惯例做适应性调整。

2. 将上海建成出海企业服务中心

我国虽然已有一定数量的境外金融机构，但其产品和综合服务能力是有限的。历史上荷兰、英国企业走向世界，其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金融中心。现代美国企业全球化布局，同样离不开强大的纽约金融中心的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出海是特殊国际环境下的现象，与历史上其他国家企业全球化具有不同的特点，不可能依赖其他国家的金融中心。

我国有香港这个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但这种应对能力不足以完全满足中国企业出海的特殊需求。在这方面，需要发挥上海的作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提升，需在支持中国企业出海中体现。

（1）将上海建成中国出海企业的投融资中心。出海企业可以在上海募集银团贷款、发行债券、发行资产证券化等产品，甚至发行股票。同时出海企业也可在上海投资各类金融资产，参与金融交易。

（2）建设非美元、小币种外汇交易中心。

（3）鼓励中外资银行合作，利用各类新型数字技术，多模式探索新型区域化跨境支付结算平台。

（4）探索建设司库服务平台。大企业有能力独自建立司库系统，金融机构也为跨国集团企业提供司库服务。但出海企业中有大量中小企业，其为了应对所在国外汇管理等不确定性，有在所在国之外进行资金管理的现实需求，而其自身却没有能力和资源进行专业管理。如能建设司库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司库服务，既能解决中小企业跨国资金管理难题，又帮助其节省跨国资金管理成本。

3. 鼓励有境外机构的大型金融企业构建服务企业出海的境内外综合服务体系

目前出海的中国金融机构主要是大型银行，其布局以国际金融中心和主要经济体为重点，与目前中国企业出海在区域覆盖上出现错位，同时少有与中国企业出海相匹配的系统业务策略，而境内与境外的业务协同更是欠缺。

面对中国企业产业链、集群式出海，大型银行需要突破“一企一策”的服务模式，制定针对不同集群的、境内外联动的综合服务策略，提供涵盖授信、结算、司库管理、零售服务等业务的一揽子服务模式。有些方面，还要探索境内外中资银行间及中外资银行间合作服务模式。因此，大型银行一方面要完善境外机构布局，另一方面也需要调整内部体制机制，构建服务企业出海的境内外综合服务体系。

此外，大型保险公司、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适当加大境外布局力度，及时为中国出海企业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

4. 推动中小金融机构与大型金融机构协作共建出海金融服务链

大型金融机构不可能包揽集群式企业出海的所有金融服务，中小金融机构也难以单独服务集群式企业出海。集群式产业链出海企业需要的金融服务往往也是链式的。中小金融机构可以遵循市场化原则，参与到服务链中，提供自身特有的金融服务。此外，中小金融机构还可以依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参与外汇交易、银团贷款、跨境贷款和跨境资产等投资。

作者刘晓春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本文为作者向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独家供稿，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