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认识供给侧那样认识需求侧：超越周期视角的居民消费

引言

对于促进增长应该采取何种宏观经济手段，特别是涉及需要刺激总需求时，究竟应该把重点放在投资上面还是消费上面，经济学家往往存在不同的看法。

深究主要对立观点之间的差异发现，分歧源于认识问题的出发点上，如果能够在以下三个争议点上取得一定程度的求同存异，即便不能完全消除分歧，也有望增进不同观点持有者之间的相互理解，或者在政策实施中可以少些犹疑、多些果断。

其一，更为清晰地界定经济增长的供给侧源泉和需求侧出口，或者把两组性质不尽相同的增长因素之间的关系阐释清楚。其二，明确所讨论的问题不仅关涉短期宏观经济意图，更是论及长期经济增长可能性。其三，转变思维范式，不仅把供需两侧都视为经济增长的手段，更要认识到消费作为目的本身的意义。

无论秉持怎样的分析结论和政策建议，一个广为观察到的事实是，居民消费对于中国经济保持合理增速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这不仅体现在应对宏观经济所遭遇的周期性冲击上，也越来越体现在保持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动力上。

从21世纪10年代开始，在中国人口红利加速消失、潜在增长率趋于下行的条件下，决策者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正确判断，部署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举措。这是中国经济得以发挥自身增长潜力，从而实现合意增长速度的根本原因。

从21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人口在结构上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在总量上进入负增长时代，经济增长在供给侧制约仍然严峻的同时，需求侧制约更加突显。这既表现为一般规律性，也呈现出中国的特殊性。因应新的挑战和课题，只有做到像认识供给侧那样认识需求侧，才能超越周期视角，更深入地认识居民消费现象，推导出政策含义并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和需求侧

以长期视角认识宏观经济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相当于探索经济增长过程的“来龙去脉”。其中，“来龙”就是从供给侧来看，哪些因素凝结到产品或服务之中以及分别作出多大的贡献；“去脉”则是从需求侧来看，生产出的产品或服务去向何方，各自作出多大的贡献。

供给侧的投入产出关系可以以生产函数表达，比如Y = A·f（K, L, H,…），其中Y表示总产出，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或技术因素，K、L和H分别为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此外，生产函数也可以扩展到包含诸多其他可单独衡量的要素，不一而足。从供给侧来看，经济产出是各种要素的投入数量和配置效率的函数。因而，供给侧的本质体现在作为经济增长手段的功能之中。

需求侧的关系可以用国民经济恒等式表达，即Y = C+I+G+NX，其中C为居民消费，I为资本形成或投资，G为政府支出，NX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也就是说，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投资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是国民经济循环的必要需求条件。可见，需求侧作为产出的归宿，特别是消费作为终极归宿，其本质更突出体现在作为发展目的的功能之中。

如果说从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始，便有了供给（生产）与需求（消费）二分法的话，那么从那时起消费即被赋予了更具主导性和建构性的地位。亚当·斯密斩钉截铁地指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大约250年前斯密为了批判重商主义所强调的这一点，在当代世界经济背景下，以及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仍然正确并且具有启发性。

除了供给与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分别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或次要方面地位的交替变化，以及供需两侧因素各自履行独特的功能之外，它们终究服务于同一目标，可以被看作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有必要将两者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在比照中加深认识和理解。

这不仅是因为两者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譬如说C=α+βY这个公式所表达的，消费是收入从而也是就业的函数；还因为从分析逻辑上说，供给侧分析和需求侧分析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认识或者在寻找这些相似性的过程中，分析可以呈现出一种对称和均衡之美，进而可以在对比中获得诸多方法论上的好处，这样既有助于理论提炼，也有助于引申政策含义。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法论借鉴，就是通过参考供给侧的经济增长视角，帮助在需求侧分析中超越周期视角，更加习惯并擅长于长期视角。

首先，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或宏观经济环境下，影响增长的供需两侧分别构成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制约增长的主要因素。

无论从供给侧还是从需求侧看，影响增长的因素都是多元和相互交叉的。一方面，各种因素之间具有相互独立的确定性，如居民消费是纯粹的需求侧因素，全要素生产率是纯粹的供给侧要素。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双重属性，彼此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如供给侧的投资与需求侧的资本形成实际上是相同的因素，既是生产函数的项，也是国民经济恒等式的项。

主要矛盾具有因地制宜、因时而异的性质。正如随着人口红利消失，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不足以支撑合意潜在增长率，长期可持续增长越来越依赖全要素生产率一样，一系列条件的变化也使出口和投资需求不能够再满足合意增长速度的需要，发展方式必须转向更加可持续的消费需求牵动型。

其次，供需两侧都可能发生波动，成为经济增长遭遇周期性冲击的因素，但经济发展的稳态和常态，取决于供需两侧因素的先天禀赋、长期培育和健康水平。

在应对无论来自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短期经济冲击时，均可以借助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刺激，消除供给侧或需求侧的周期性扰动，使各种生产要素回归充分就业轨道，使经济增长回到潜在增长率。诚然，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归根结底要依靠对供需两侧的相关因素特别是作为主要矛盾的那些因素进行长期积累和配置。但是，随着以人工智能为牵引的新技术突飞猛进，供给侧的资源制约日益被消除，经济增长依靠以消费为核心的需求扩大，始终是并且越来越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

再次，对中国来说，未来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消费需求，培养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则有赖于在理念转变前提下进行长期制度建设。

长期以来，宏观经济学被划分为周期研究和增长研究两部分，分别关注短期需求和长期供给，形成画地为牢或“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倾向，以致经济增长遗失了需求侧的长期视角。

实际上，理论和经验都表明，需求侧因素特别是居民消费同样并且越来越具有长期的维度。例如，稳健地影响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因素，包括永久性收入、居民财富积累、恒久市场信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收入分配状况等，这些都需要长期培养和精心维护。

最后，从微观经济学来说，供给创造需求固然可以是一种可能性；在宏观经济学来看，需求创造供给终究是必然性。

有人认为，凯恩斯出于论证自己有效需求理论的需要，故意制造了一个假想敌——“萨伊定律”，并且误读了萨伊关于“供给为自己创造出需求”这句话的本意。然而，无论是萨伊自己的说明，还是穆勒对该观点的解释，都表明萨伊这句话的确混淆了“生产出”与“销售出”，以及“商品”与“可支配收入”的差别。可见，被后人称为“萨伊定律”的表达，终究还是符合萨伊本人的原意。

正如乔布斯时代的苹果手机创造出自己的需求一样，这样一种市场现象的确可能在微观环节存在，但从经济总量意义上，没有可持续需求的支撑，供给不可能自顾自地便实现了经济增长。

作为增长核心指标的居民消费

经济学说史上和现实经济研究中，有诸多以“核心”“自然”为定语的概念或指标，都旨在突出一个经济现象最具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征。

美国经济学家杰森·福尔曼提出一个被称为“核心GDP”（核心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概念，据说是他在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最为关注的指标。福尔曼用这个指标作为宏观经济趋势判断的最重要依据，为此进行了一定的抽象，看似十分简单、朴实无华，但是具有标志性意义，有助于揭示关键而有益的信息。

这里，他所谓的“核心GDP”是指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换言之，就是在总需求“三驾马车”中剔除净出口、政府支出和库存后余下的部分。在福尔曼看来，传统的供给侧因素以及需求侧因素中的出口和政府支出，对于反映宏观经济和增长的真实韧性而言，都只是一些“噪声”。

借鉴福尔曼的概念，可以把中国的居民消费与固定资产形成之和作为类似于“核心GDP”的数据，并将其在支出法GDP中所占比重称为“核心率”（见图1）。从中能够读到哪些独特的信息，这些信息又有怎样的政策含义？

在回答类似的问题之前，先要确立一个前提，即需求因素特别是居民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例如，从以下几个因素，可以看到这种制约的存在和严峻性。其一，无论是制造业比较优势下降的自然趋势，还是全球化呈现的新形势，以及地缘政治导致的供应链“脱钩”趋势，都构成对中国经济出口需求的抑制。其二，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供给侧要求从要素驱动转向生产率驱动，在需求侧要求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其三，人口负增长、老龄化以及就业和收入增长的减速，均对居民消费产生明显抑制。

据此，我们便有把握从这个“核心”的提炼中解读出以下政策含义。首先，“核心率”作为一个指标，大体上符合福尔曼“核心GDP”的期望功能，具有去掉“噪声”、更显基本面的特点。其次，该指标变化趋势表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所依靠的内需，特别是生产性投资和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趋于增强。再次，该指标表明在遭遇疫情和外部冲击时，从自身需求的基本面来看，尽管不排除有一定的“磁滞效应”，但中国增长潜力并未受到永久性的损害。最后，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得益于及早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中国经济具有了更大的韧性，不啻为成功应对疫情冲击并且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保持主动的“先手棋”。

图1 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形成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5-07-02]。

按照福尔曼针对GDP统计信息进行抽象的出发点和逻辑，仍可继续提炼这个“核心”，即把固定资产投资部分也暂且剔除在外。

这样做不仅体现一种主观意图，即更加突出居民消费对宏观经济韧性和增长可持续性的贡献，也有客观经验依据，即居民消费长期以来表现出的稳定特征。

由于长期以来宏观经济政策惯于以刺激投资的方式应对出口骤减的冲击，结果往往是在出口与投资之间形成很强的互相弥补和此消彼长的关系。与之相应，长期来看波动最小、贡献率最稳定，因而也最体现基本面的因素，归根结底还是消费（见图2）。换句话说，居民消费率是表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和健康水平“核心”指标中的核心。

图2 总需求“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5-07-02]。

居民消费在“三驾马车”中居于核心地位，既是一个涉及目的和手段的建构性或规范性命题，也是涉及经验和事实的实证性命题。说到后者，其不只是纯粹统计意义上的表现，而且包含更深刻的理论渊源和更悠远的经验依据。

我们暂且仍然从供需两侧诸因素的角度，结合经济理论和政策传统，考察对经济增长能够作出长期可持续贡献的核心因素。

在供给侧诸因素中，虽然经济学长期以来也痴迷于研究各种要素的培育或积累，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本源驱动力，始终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假设。与此不尽相同的是，在需求侧诸因素中，如果说经济学家给予“三驾马车”诸因素相同的研究关注度的话，出于追求短期目标的本能，理论和政策研究并未把居民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本源拉动力。只是当经济增长越来越感受到长期需求制约时，居民消费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已经日渐自我显露出来。

诚然，关于（供给侧）“本源驱动力”或者（需求侧）“本源拉动力”的说法，并不是由于经济发展发生阶段性变化才成为事实，然而，这种事实和说法的重要性，的确由于我们所处发展阶段出现的新特征而愈显突出，不容继续受到忽视。

国际经验表明，把居民消费率保持在与发展阶段相符的常态水平上，是高速增长经济体避免异常减速的关键，因而也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答题。一项旨在揭示高速增长经济体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大幅减速的研究表明，总体而言，一个经济体的居民消费率越高，经济增长大幅减速的概率便越小，反之亦然。

对于中国来说，高度重视居民消费既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体现，也是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要求。需要指出的是，让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需求侧核心拉动力，以前不是，今后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过程，必须在理念上有所转变，在政策上有所作为，甚至需要经历一个临界最小努力或惊险的跨越。

不可回避的消费跨越

超越周期视角认识经济现象，一个有益的方法就是观察长期发展过程中各种变量间关系的变化。图3展示在一个特定的发展区间里，人均GDP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所选择的区间可以广义地视为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为目标的发展时期，既是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实现赶超任务的主要阶段，也是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发展区间。

具体来说，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GDP的平均值2416美元为起点，以作为中等发达国家门槛水平的人均GDP的平均值27331美元（2023年葡萄牙的水平）为终点。比较的对象是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也追溯最近若干年份的数据，由此获得966个观察值。下面，分三步来解读跨国加时序的统计现象。

图3 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消费跨越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2025-07-02]。

首先，对应人均收入水平下居民消费率的观察值构成图3中的数据信息，在总体分布上呈现一个收敛的过程，即国家和地区在典型的中等收入阶段上，居民消费率随发展而趋于降低，同时异常值趋向于回归到常态范围。

在人均GDP处于2000~7000美元的区间，或者说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状态下（在2023年，人均GDP达到6254美元即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居民消费率极度分化，从低于30%到徘徊在100%左右不一。

而在跨过高收入门槛后，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消费率则逐渐收敛，在迈向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过程中，譬如在人均GDP从22000美元提高到27000美元左右的阶段上，居民消费率逐渐集中到40%~70%的区间。

其次，如果暂且不考虑国家和地区之间分化的情况，而是着眼于从最大频数来观察基本趋势的话，我们可以发现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居民消费率近似地呈现为一个横向的S形曲线。具体来说，有这样几个相继的变化。

一是从中等偏下收入阶段到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消费率从很高的水平开始逐渐下降。也就是说，人均收入的显著提高，意味着不再需要把国民收入的过大比重用于满足一般消费需求。根据世界银行分组标准，2023年，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GNI门槛基准为4515美元，这两个收入组的居民消费率平均值分别为70%和48%。

二是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人均GNI门槛标准为14005美元）跨越的同时，居民消费率也需要一个相应的跨越，对中国来说就是需要向59%这一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赶超。

三是在跨过高收入门槛之后，居民消费率再次呈现不显著的下降趋势。毕竟，在极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上，满足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只需国民收入中的一个较小比例而已。

最后，虽然消费率收敛的趋势意味着离差趋于缩小，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特定阶段上，在整体趋势呈现的同时，总会存在或大或小的分化现象，因而也有一些明显偏离趋势水平或均值的异常值。因而，总体的收敛趋势必然同时具有这样的涵义，即在统计意义上，“回归到均值”应该是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这些异常值的归宿。

2023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为39.1%，低于任何一个世界银行收入分组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消费率面临回归和赶超双重要求：一是回归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常态，特别是其中最接近高收入门槛国家的平均水平；二是赶超高收入国家常态，特别是其中尚未大幅度超越高收入门槛国家的平均水平。

这可以具体体现在如下一种参照系中。中国在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愿景，意味着中国人均GDP需要以2023年的12614美元为起点，于2035年达到或接近按不变价和不变汇率计算的27331美元（2023年葡萄牙的水平）。

2023年，以人均GDP为基准，在中国和葡萄牙之间有20个国家和地区（含葡萄牙），其间的发展水平差距，即为中国人均GDP的赶超区间。相应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消费率从46.7%到73.8%不等，算术平均值为61%，显著高于中国39.1%的水平，因而也是中国的赶超区间。

然而，向常态水平回归也好，对更高水平的赶超也好，从经济发展阶段这样的长周期来看，中国实现消费水平的跨越，绝非一帆风顺，需要克服一系列与发展背景相关的重力或阻力。

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重力，是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双双减速的长期趋势。一方面，即将跨过高收入门槛，标志着中国处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另一方面，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和中度老龄化社会，则标志着中国处在更高的人口转变阶段。在较早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阶段上，中国经历了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经济上的赶超国家，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要素禀赋，因此可以避免资本报酬递减现象；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资源重新配置并获得效率；后发优势也有效降低了创新成本。

因此，更高的发展阶段就意味着上述赶超动能的式微成为经济增长自然减速并且继续缓慢下行的原因。与此相对应，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也随之减速，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难以达到以往那样的速度和幅度。图4显示，2010年以来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呈现下行趋势，迄今为止GDP的实际增长也呈现了一致的走势。至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比经济增长减速略有滞后，但也呈现出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强烈回归趋势。

图4 经济增长与收入提高的速度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5-07-02]；蔡昉、李雪松、陆旸：“中国经济将回归怎样的常态”，《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需要克服的第二个重力，是当前的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过大的分配格局。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经验都表明，低收入家庭具有比高收入家庭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即前者的家庭收入增长，通常更多用于消费商品和服务。相应地，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必然导致全社会形成并积累起未能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

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8年达到0.491这一峰值后一度降低，但在2015年达到0.462的谷底之后，降低的趋势便陷入徘徊，直到2024年仍然高达0.465。整体收入差距是由城乡差距、农村内部差距和城镇内部差距构成的，在城乡差距缩小并且对整体收入差距缩小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呈现轻微的扩大趋势，可能进一步抑制居民消费。

需要克服的第三个重力，是快速老龄化的趋势和未富先老的特征。一般而言，老龄化程度与人均GDP水平高度正相关。因此，图3所显示的统计规律性，也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老龄化与消费的关系。就是说，在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率分别从较高和较低的水平上，朝着一个更为确定的区间收敛。

然而，未富先老特征则意味着，在类似的发展水平上，中国具有更深的老龄化和更低的消费率。分年龄组具体表现为：其一，虽然青少年消费率高，但这个人口群体数量显著减少，故难以支撑整体的消费增长；其二，中年和大龄劳动者承受养老保险缴费、家中老人赡养、预防性储蓄三重负担，消费能力和意愿受到抑制；其三，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社会保障水平的覆盖、子女的就业质量均较低，因而消费能力和意愿都受到抑制。

结语

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进而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预计与老龄化从中度水平进入重度水平的人口转变阶段是重合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总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像认识供给侧因素的变化一样，从长期视角认识居民消费的变化趋势，是作出符合现实的判断、出台恰当政策、部署有针对性的举措，以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前提。

在本文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各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性和中国国情，以高度抽象的方式提出以下关键抓手，旨在促进必要的观念转变、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

首先，从全生命周期培育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本，创造更多更高质量就业岗位。就业是民生之本，劳动报酬是家庭收入进而居民消费的最可靠支撑。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中国就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总量问题转变为结构问题，主要难点是人力资源供需之间的匹配，重点表现为“一老一小”群体的就业机会和就业质量。

从人力资本培育入手，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可以采取长短结合的两个策略。从近期来看，借助职业教育和培训资源存量，对新成长劳动力、在职劳动者和延迟退休人员进行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与岗位之间的匹配度。从长远来看，预见人工智能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特点，按照未来人力资本需求，培养具有认知能力、软技能、终身学习能力的新一代劳动者，促进劳动者技能、劳动报酬水平和就业质量同步提高。

其次，在以合理、合意速度推动经济增长进而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更加注重通过再分配手段“分好蛋糕”。收入分配格局要得到根本性改善。例如，使基尼系数降到0.4这个基准点之下，归根结底要依靠再分配手段。借鉴高收入国家采取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再分配手段，中国在加强运用这两种手段方面尚有巨大的潜力。

一方面，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数据，具有调节收入分配显著效果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在中国仅占全部税收的35.7%，大幅低于几乎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甚至低于很多中等收入国家。

另一方面，根据此前的一项研究，以人均GDP处于12000~30000美元的国家作为参照，2020年中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为33.9%，显著低于参照国家40.4%的平均水平；中国政府社会性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重为52.4%，亦显著低于参照国家62%的平均水平。

最后，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拓展公共品边界，更充分、均等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为此需要创造的条件是，按照人民日益增加的公共品需要显著扩大政府的社会领域支出。实际上，伴随着居民消费率的长期变化（见图3），政府支出率即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两个指标的变化，表现为居民消费率趋于降低和政府支出率趋于提高，两者显现出趋同。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图3中人均GDP为4200~11786美元），政府支出率平均为26.9%，居民消费率平均为62.9%；在进入高收入门槛直到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的阶段（图3中人均GDP为13626~28451美元），政府支出率平均提高到35.6%，居民消费率平均降低为58%。

这种相对变化有两个含义：一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中，越来越大的部分由公共品满足；二是基本公共服务等公共品的价值，通常不会体现在消费者的支出中，因此，公共品供给增加、个人满足程度提高，并不反映在消费支出的增加上。

作者蔡昉系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本文选自《国际经济评论》2025年第6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