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稳定不稳定的关系

亨利・基辛格博士曾任美国国务卿，亲历冷战诸多核心博弈，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冷战操盘手”，其外交实践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格局。他也是一位资深学者，其《大外交》《论中国》等著作已成为地缘政治领域的思想标杆。2014年，这位彼时已逾九旬的外交家推出重磅作品《世界秩序》。这本书是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立以来近四百年世界秩序的历史复盘，更是对21世纪初“失序世界”的现实回应。

笔者曾在2023年有幸到基辛格博士的办公室向他请教“均势”（Balance of Power）思想。那时他虽已近百岁，思维依然敏捷。今日再读此书，虽成书距今已有十余年，但深感书中洞见依然对当今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书中对秩序与“均势”的思考，值得后人学习。

内容回顾：多元化秩序的碰撞与“均势”的维持

基辛格认为，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经历了三次关键重构，且每一次都围绕“权力分配”与“合法性认同”的平衡展开。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首次将“国家”作为国际秩序基本单元，是世界秩序的第一次关键重构。在此之前，欧洲各国的边界和主权概念并不明确。教会、地方贵族、帝国政府等不同力量共同管理同一片领土，彼此间矛盾频出，令冲突和战争难以停歇。《和约》确立了以领土边界为划分的国家主权概念，强调“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为欧洲各国的外交互动提供了共同的法理框架。这让欧洲走出三十年战争的泥淖，奠定了多个强国并存的“均势”。

1815年维也纳体系的建立是国际秩序的第二次关键重构。它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大国共治”理念共识下进一步强化“均势”制衡。维也纳体系延续了“主权与不干涉”原则，但强调大国协调和磋商的必要性。其首创多边会议机制，为欧洲大国共同管理国际事务提供了平台。此外，维也纳体系重新划分了大国边界，避免一家独大以实现“均势”。这为欧洲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成为欧洲近百年和平的基石。

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秩序迎来了第三次关键重构的“临界点”。不同文明对世界秩序的认识不同，导致在如何理解和执行主权、干预与权力的合法性等核心议题上分歧严重。同时，大国的权力格局与冲突也扩展到全球范围，形成了复杂的国际权力竞争。互联网的发展让跨国科技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变得愈发重要，令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复杂。世界秩序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正面临严峻挑战。

那么，新世纪的世界秩序将会走向何方？基辛格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系统梳理全球主要文明的“秩序观”，为新的世界秩序绘制了发展“路线图”。基辛格强调，文明间认知差异已取代意识形态对抗，成为世界秩序冲突主因。但是，与塞缪尔·亨廷顿所定义的“文明的冲突”不同，不同文明的秩序观差异不会演变为文明间的对立。他相信不同文明的国家会在交流磋商中逐步形成共识，达成新的国际“均势”体系，推进世界秩序变革。

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基辛格回顾主要文明发展历史，采用大量案例证明不同文明的秩序观差异：欧洲因长期小国林立，形成了“均势”维持稳定的实用主义秩序观；美国笃信“天赋使命”观，将“经济自由、政治民主、人权普世”视为世界秩序唯一合法性基础，倾向于输出价值观改造世界；中国传统“天下体系”强调“礼”与“和”的内敛型秩序，注重周边国家的文化认同；伊斯兰世界以“乌玛”（全球穆斯林共同体）为核心，追求宗教与政治秩序的统一，这与西方“主权优先”逻辑存在根本冲突。

基辛格明确指出，当前世界秩序失稳的核心原因，是身处秩序中心的美国面对全球战略中的矛盾和犹豫。他用“ambivalence”（矛盾性）一词精准概括这一特征——美国外交始终在理想主义（威尔逊主义）与现实主义（西奥多·罗斯福主义）之间摇摆。这是两种长期并存于美国的截然不同的外交理念，彼此间产生了深刻的内在张力，不断影响美国的外交选择与全球角色。

理想主义源自其立国精神。美国以“山巅之城”自居，认为自身肩负向世界传播自由、民主、人权的“天命”。在行动上，理想主义常以道德为驱动，强调国际行为的合法性需基于道德原则。一战结束后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冷战后美国推行的“民主推广”政策等，都体现了理想主义的诉求。

现实主义则基于对权力、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冷静计算，以利益为驱动，注重力量均衡的维护。20世纪早期，美国在现实主义驱动下积极扩张，接管菲律宾殖民地，占领并修建巴拿马运河。冷战期间，尼克松-基辛格时期出于现实考虑，推行对苏缓和与联中抗苏战略，并与战略位置重要的非民主国家结盟。这些行动均与美国的理想主义理念相悖。

美国从未在这两种理念中形成永久性选择，形成了“矛盾性”的国际领导形象。美国时而因理想主义的道德热情主动介入国际事务，时而又因现实主义的利益精算选择战略收缩。这种反复摇摆让外界难以对其政策形成稳定预期。

除了外交理念的矛盾性，美国的地缘战略姿态也在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反复横跳。孤立主义者主张美国作为美洲大陆国家，应专注自身发展，避免卷入欧洲大陆“旧世界”的冲突与腐败。国际主义者主张“美国安全与繁荣无法脱离世界”，应深度参与全球事务，建立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塑造有利的世界秩序规则来维护自身利益。即便是在冷战后，美国身处世界秩序中心的巅峰时期，国内依然存在着强大的孤立主义声音。他们呼吁减少海外承诺与负担，强调“美国优先”。

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的双重矛盾性愈发显著。这让美国作为全球领导的表现日益犹豫与不连贯。美国既宣称要主导全球秩序、承担领导责任，却又不愿为维护秩序付出对等成本。美国既执着于输出自身价值观以证明秩序的合法性，又在实际行动中因国内政治压力或利益算计频繁背离承诺。最终，美国不仅损耗了自身的国际公信力，更在全球范围内留下了权力真空，成为加剧当代秩序脆弱性的核心因素。

基辛格指出，任何世界秩序都非静态平衡，而是处于动态张力中，这种张力来自两种相互强化的破坏性力量。一个是领导国的内部瓦解（“内爆”），这会从根基上动摇秩序。美国秩序观的矛盾性导致其政策不连贯，国内短期政治需求往往损害了长期战略布局，而美国滥用制裁则进一步削弱其领导的合法性，使盟友逐渐失去信任。另一个是新兴大国的外部挑战（“外击”）。其他大国会通过建立替代性国际机构、争夺经济科技主导权等方式冲击现有秩序，挑战领导国的现有控制力。外部压力又会进一步激化领导国内部分裂，形成“致命组合拳”。

展望未来的世界秩序，基辛格强调新秩序的构建必须回归“合法性与权力均衡”的本质：不同国家通过磋商协调和“均势”制约，达成稳定的妥协。世界秩序的合法性源自对多元文明传统的尊重，需要通过对话形成最低共识。世界秩序的权力均衡需要通过稳定的多边机制调节，避免单一国家垄断权力。

此外，他特别警示美国，若继续固守自身价值观的绝对合法性、拒绝接纳文明多样性，终将因“道德自负”陷入孤立。倘若全球各国无法就秩序合法性达成共识，世界可能退回到“丛林法则”的混乱状态。

阅古鉴今：特朗普时代的世界秩序新变数

《世界秩序》一书写于2014年，彼时特朗普尚未参选总统，美国的孤立主义与民粹主义思潮尚处于萌芽时期。自2016年特朗普胜选以来，共和党阵营在特朗普领导下，日益拥抱孤立主义与“美国优先”价值观；但在拜登执政时期，美国的外交战略又出现了“天赋使命”的矫枉过正。基辛格《世界秩序》所点明的美国外交战略的矛盾性，在两党白热化的斗争中愈演愈烈。当今世界秩序正在从“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快速演变为全领域多极化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笔者认为，回顾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年，美国凭借美军、美元与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三大支柱维持着“美国治下的和平”。然而，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失衡激化了美国内部矛盾，其所引发的激烈党争又令美国的内政外交路线剧烈摇摆，动摇了上述维持“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三大支柱。这是美国外交“矛盾性”张力爆发的关键因素。

美国外交矛盾性的爆发缘起于特朗普首次上台后的“退群”，本质是信奉孤立主义的共和党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派对全球化体系的不满。长期处于世界秩序中央的美国，内部却存在区域与产业双重维度的发展失衡。这是特朗普发展MAGA派的经济基础。MAGA派追随者们没有享受到美国作为科技与金融中心带来的红利，反而因产业空心化而日渐窘迫。他们对美国现状的不满与孤立主义思潮一拍即合，并在2016年大选中助推特朗普上台。

然而，世界秩序体系中盈亏亦是同源。美国丢下了一些世界秩序责任，也会丢失相应的世界秩序红利。特朗普第一任期迎合孤立主义思潮，选择卸下全球治理的责任，在诸多国际合作组织“任性退群”，将北约机制变现成盟友上交的“保护费”。这降低了其维护美西方联盟利益的声望，削弱了盟友信任度。

2018年中美贸易战猝然爆发，是美国内部矛盾外显、冲击世界秩序的里程碑事件。美国在次贷危机后承认了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由中国牵头促进全球经贸发展，就必然会部分让渡国际贸易体系的话语权。此轮贸易战爆发，不仅损害了中美产业链共生关系，令全球经济增长前景黯淡，还打破了美国维护世界秩序稳定的诺言——过去的秩序维护者竟成了最大的秩序破坏者，进一步损害了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

在2020年新冠疫情催化下，美国内部矛盾快速演变为空前激烈的党争。美国内部的全球化受害者与受益者、孤立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民粹主义者与建制派者三重群体对立日趋严重，各自站在了共和党与民主党阵营。这导致2020年美国大选极度撕裂，引发了2021年混乱不堪的“国会山事件”。礼崩乐坏，灯塔不再。

美国撕裂的内政让政府施政路线飘忽不定，甚至在应对新冠疫情、通货膨胀等重要议题时数度发生政府“失灵”局面。这种不稳定也逐步传导至美军、美元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三大支柱，动摇了“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世界秩序的约束力。

2021年8月，美国在阿富汗撤军最后演变成了混乱，而塔利班在美国撤军后旋即夺权，这一场景仿佛越战尾声再现。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拜登政府对俄施加全方位制裁，也对乌克兰提供空前军事援助，仍无法彻底扭转战争局势。过去在美军绝对实力支持下，美国可以在世界各地充当“世界警察”，如今却无法维持热点地区的地缘“均势”，削弱了其安全承诺的有效性。

美国的民粹主义崛起也激发起欧洲和拉美多国的民粹主义势力，最后变成了全球多国的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撕裂，令欧美难以共同发出一个声音。2023年加沙危机爆发以来，拜登、特朗普两届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偏袒，更令信奉自由主义的欧洲盟友们“破防”。美国正在丧失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主导权，从而失去自由主义“山巅之城”的意识形态高地。

相较于美军与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美元霸权深植于国际经贸金融体系，是相对最稳定的支柱。然而，2025年4月“对等关税”宣布后，美国市场遭遇罕见的“股债汇三杀”，尤其是美元在美国加征关税时不升反贬，成为本次最显著的市场反常特征。这说明美国政策的高度不可预测性，使其从“避风港”变为“风险源”之一，美元避险功能出现阶段性失效。若是美债无法在未来的全球危机中维持避险保值属性，或将动摇国际市场对美债的“安全资产”共识，让美元霸权失去最有力的屏障。

可见，当前世界秩序失稳倾向加剧，源头是美国的不稳定。美国作为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外交战略的矛盾性在党争下不断加剧，令其国际承诺可信度下降，甚至在危机时缺位。美国赖以维持“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三大支柱（美军、美元与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被自身的不稳定不断削弱。三大支柱中相对最稳定的美元霸权，也在整体失稳的情形下独木难支。

展望未来：从“G2”到“G2”的时代螺旋

2025年10月30日中美元首釜山会谈后，特朗普高度评价会谈成果，重提中美为“G2”。这一概念最早于2004年由美国学者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提出，在2009年奥巴马首次访华时一度成为中美关系新构想，形成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年度沟通机制。然而，2016年以来，这一对话机制已停摆整整十年，中美关系也在这些年走冷，分歧与摩擦日益增加。如今，“G2”再次被提起，仿佛是这个世界兜兜转转回到了原点，却又物是人非。

美国最初提出“G2”，看似是强化中美关系并抬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实则是美国在逃避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却又舍不得身处世界中心的红利。2009年的美国，刚刚经历过金融危机，亟需稳定的投资标的与产能来源，用廉价且稳定的工业品进口来治疗货币与财政刺激的“创伤后遗症”。

此轮再度提起“G2”，是美国在中美竞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的现实选择与妥协。2025年的美国，希望将正在衰落的全球霸权快速变现为“看得见的财政收入”和“管得住的势力范围”，不失体面地回归孤立主义。

特朗普再度上任以来，一直围绕着“看得见的财政收入”与“管得住的势力范围”做文章：前者需要稳定的经济增长预期与可持续的关税和投资收入；后者需要利用美军和美元唱“空城计”，并向西半球进行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这具体表现为：

对内，特朗普先用“对等关税”获取更高关税收入，再用关税协定换取大量外国投资；又借英特尔危机投资入股，并从TikTok交易中抽成，将未来的财政收入增长与互联网和AI产业红利紧密相连。这两项举措将抬升美国财政收入，稳固美债偿付信用基础，再凭借“大而美”法案补贴刺激经济，稳定增长预期。

在国际舞台上，特朗普在中东、东南亚与高加索化身“和平使者”，又用“大棒+甜枣”策略力劝俄乌停战，降低美军武力干预欧亚大陆的必要性。但在西半球，特朗普扬言武力打击墨西哥与委内瑞拉贩毒集团，频繁放风吞并加拿大与格陵兰岛，威胁收回巴拿马运河，亲自下场救助阿根廷米莱政府，旨在强化美国在美洲乃至西半球的绝对控制力。

然而，美国不论是稳定经济增长预期，还是军事力量战略收缩，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

在“G2”框架下，中美可以通过平等对话稳定失稳的关系，达成某种程度上的战略平衡。这既要求美国管控对华经贸分歧，遏制全球产供链尾部风险；也需要尊重中方核心利益，进行平等对话，减少双方信息不对称。中美可以开展一系列符合双方长远利益的“大谈判”（Grand Bargaining）。这包括具体议题的交换，例如美国用削减“芬太尼”关税换取中国进口美国大豆订单，或者美国放松芯片出口管制换取中国放松稀土出口管制等；中美也可就更长期的战略议题开展全面对话。

“G2”框架的重提，意味着中美竞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国很难将国内矛盾继续转嫁给中国，而需要更多关注国内失衡问题。面对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中美双方都有调整的责任，也有合作的空间。美国可进一步削减对华关税，中国也可以推动经济向内需尤其是消费再平衡，允许人民币在基本面的支撑下稳步升值。总之，双方都可以借鉴基辛格的“均势”思维，不寻求绝对实力或优势，而是以平衡的艺术寻求共存和稳定的安排。

尽管新的“G2”依然是美国发觉自身秩序红利消退后，不得不选择的对华妥协方案，但这份方案既承认了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重要地位，也承认了中美合作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中美的“G2”框架可以稳定世界秩序中的不稳定因素。这正是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所构想的，不同文明大国之间基于“均势”的磋商与协调。

结语：

用“均势”思想稳定失稳的世界秩序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的观点充满了历史的悲悯：没有永恒的帝国，也没有永存的秩序。所有秩序都孕育着使其解体的种子，而政治的最高艺术，就在于如何在动态中管理这种不可避免的张力，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秩序的演进，而非其灾难性的崩塌。

秩序的反义词不是无序，而是国家之间陷入丛林法则。世界秩序源于大国博弈后形成的妥协和“均势”，表现为权责对等的全球治理体系。一旦某个国家不满于现状，打破了“均势”，那么其他国家不会固守于旧有的世界秩序，而会基于自身利益进行新的博弈，在丛林法则下不断竞合，直至达成新的“均势”。

当前美国依然处于世界秩序的中心，但其外交战略的矛盾性被内部纷争不断强化，外交声望日益下滑。这是当前世界秩序失稳的核心原因。此时美国再次提出“G2”，是中美竞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的现实选择与妥协。中美关系的稳定需要双方管控分歧，消除尾部风险。

未来的中美关系仍会有龃龉，在中美相持阶段互有攻守与制衡。但在《世界秩序》一书所绘制的“路线图”中，如果中美能够在“G2”的“均势”下保持磋商与协调，就有可能在大国权力过渡期实现世界秩序的稳定与和平。

作者缪延亮系CF40成员，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研究部执行负责人，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