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武器化如何重塑全球贸易体系？六位国内外顶尖专家这样作答

赵海：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由六位专家组成的强大阵容，共同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税武器化如何重塑全球贸易体系。闲话少叙，我现在开始介绍我们的嘉宾阵容，并开始今天的讨论。

首先是Charlene BARSHEFSKY（夏琳·巴尔舍夫斯基）大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美国原贸易代表。她是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誉的中美贸易问题专家，也是本次外滩年会的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

第二位是余永定教授。他是浦山基金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致力于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研究。

第三位是Jeffrey SCHOTT（杰弗里·肖特）先生。他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专注于国际贸易政策和经济制裁等领域的研究。他曾担任美国财政部官员，负责制订国际贸易和能源政策。

第四位是Ignacio GARCÍA BERCERO（伊格纳西奥·加西亚·贝尔塞罗）先生。他是布鲁盖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担任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局局长。

接下来是Moritz SCHULARICK（莫里茨·舒拉里克）先生。他目前担任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牵头创建了一个全面的历史数据库，为理解经济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他是德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最后是Sean STEIN（谭森）先生，他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他曾在美国国务院任职27年，并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副馆长兼公使衔参赞。

正如大家所见，今天我们有着非常杰出的嘉宾阵容。我想先从谭森先生开始提问。众所周知，目前中美正在马来西亚进行谈判，而且双方元首可能在韩国举行会晤，您对目前的谈判以及近期可能举行的元首会晤有何看法或展望？

Sean STEIN：谢谢。这个问题问得好，唐纳德·特朗普已经在推特上表示，将会（与中国）达成一项非常棒的协议，所以当然，双方将会达成一项很棒的协议，但协议内容会是什么呢？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已经相当明显了：

一是，90天的关税暂停期无疑会延长。二是，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摆在桌面上的其实只有三件事：他希望就芬太尼问题达成协议，他希望中国恢复购买美国大豆，他还希望就稀土问题达成协议——若你身在美国，这听起来的确是一笔很棒的交易，但问题在于，所有这些举措都是因为他发起的贸易战才变得必要的。

在今年第一批关税生效之前，中国就提出了一项关于芬太尼管控的计划，而白宫拒绝讨论，所以这项提案自2月起便一直被搁置在谈判桌上；大豆问题之所以成为谈判筹码完全是受贸易战所迫；同样，稀土议题也纯粹是因贸易战才被搬上台面。所以，这份在特朗普眼中“绝佳”的协议，实际上只是回到了所谓“解放日”前的状态。

不过，比起协议的具体内容，我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这件事对总统先生来说如此重要？我认为，在当前的讨论中，有两个关键点常常被忽视。这两个关键点从外部来看似乎并不太明显，但如果你身处华盛顿政治圈内，就会发现这两件事对特朗普来说至关重要。

其中之一就是，他必须向他的核心支持者保证，他能够为他们兑现承诺，而当前，这意味着他需要向美国农民有所交代。但在我看来，更为关键的是另一重压力：虽然我们没有看到总统在国会的盟友公开批评其政策，但私下里，他们对贸易政策的抨击极为尖锐，有些甚至令人震惊。我认为，特朗普已意识到自己在国会山的支持基础正在松动，所以这份协议他非拿下不可。

说到底，这份协议（的核心条款）早已摆上谈判桌，始终未变，所以达成协议并非难事。但值得深究的一点在于：中国到底想要什么？

我认为，中国想要的是稳定。他们希望看到稳定的预期并建立顺畅的贸易关系，他们希望能够持续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大国风采——一个可信赖、稳定、理性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同时衬托出一个霸道善变、充满不确定性的美国形象。

其次，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中国政策的演变，就可以发现，中国当时的谈判策略非常清晰：美国采取行动，中国则以对等方式做出回应，核心原则就是“对等反制”。直到现在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中国应对的主旋律依然是“反制”——主要是对等反制，偶有略微升级。

但我认为，中国正通过这种方式来宣示其战略自主权。简而言之，如果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是“以升级迫降级”的策略，那么目前，中国实则是用比以往更积极的姿态向美方表明，中方同样具备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前的反制能力。

归根结底，双方的共同利益才是两国元首在韩国会晤时最终敲定协议的关键。

赵海：好的，谢谢。我想请余永定教授回应谭森先生所说的问题，您同意上述对中国反制美国贸易措施的逻辑的描述吗？抑或您认为中国的反制措施有更深层次的考量和更全面的部署？

余永定：我认为中国最初的态度相当温和，但遗憾的是，特朗普总统的言行举止反复无常、难以捉摸，前脚刚说完中国的好话，后脚就威胁要对中国商品加征200%的关税。因此，很遗憾，我认为中方对其诚信度的信任正逐渐丧失。同时，在谈判过程中，我认为中国变得越来越自信，我们发现有很多筹码可以用来反制。

道理也很简单。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总量的30%，并拥有全球最完善的工业体系和非常完善的自主供应链，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筹码进行反制。

我认为中方的基本态度是，不愿与美国发生对抗，但如果美方欺人太甚，我们也必将奉陪到底。而且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反制能力，能让任何试图损害中国利益者付出代价。当然，这显然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双输局面，即使一方取得了“皮洛士式胜利”，实际也是得不偿失。

我们期待特朗普先生能正视中国的实力，转变对抗姿态，以推动双方达成建设性协议。

赵海：好的，在目睹中美之间的多轮交锋之后，第三个问题我想问肖特先生。近期特朗普政府官员公开宣称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全部失准——美国通胀数据并没有快速上升，就业也还可以，经济也在增长。请问，您认为这确实印证了经济学界的误判，还是说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加征的关税其实存在着尚未显现的滞后效应？

Jeffrey SCHOTT：好的，感谢邀请我参加这场阵容强大的讨论。您问我，我是否认为经济学家们错了，我向来认为确实有部分经济学家错了，而在这件事情上，错的是特朗普的经济学家们。

当前最核心的争议是，关税到底由谁来承担。特朗普总统的基本论调是，关税终将由外国企业通过降价来消化，这样对美国市场的冲击就不会太大。但实际上，关税是由美国进口商在清关时直接支付的，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外国企业正在承担关税成本，即便存在个别案例，这种转嫁模式也注定难以持续，这正是您刚才提及的政策时滞效应。

这些关税的影响终将由美国人买单，既包括企业也包括个人——随着关税的传导效应逐渐显现，企业利润将不断被侵蚀，美国消费者面临的实际通胀水平也将随之上升，最终对美国经济产生实质性冲击。我认为，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影响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逐渐显现。

另一个尚不明朗的问题是关税的未来走向。关税政策朝令夕改，时涨时降，刚刚谈妥，转眼又为新的谈判祭出新的威胁。这种政策反复带来的不确定性，会给企业经营带来额外的成本。所有企业主都知道，如果市场前景不明时，最理智的办法就是采取对冲策略，而这无疑会推高经营成本。

此外，特朗普的关税也在不断削弱贸易协定固有的“保险价值”——这是一个甚少被提及的问题。当战后建立的法律承诺能够被随意架空，当“国家安全”等合法例外条款遭到轻率滥用，贸易协定的公信力便会持续贬值，并迫使人们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冲手段。

以往，贸易协定能在政策可预测性方面为企业提供一定的保障，但现在，由于这种保障作用被削弱，企业不得不支付更多风险溢价。我认为这在将来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这就好比打碎了瓷盘，即便精心粘合，裂痕依然永存，再难复当初的坚固与美观。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谢谢。

赵海：非常感谢。我想向舒拉里克先生提出下一个问题。您来自欧洲，现在欧洲不仅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还面临着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问题的挑战。而且在某些问题上，欧洲更是深陷中美博弈的夹缝之中。在当今地缘政治剧变、技术冲击频发、贸易格局重塑的背景下，您认为欧洲应当如何自处与破局？

Moritz SCHULARICK：好的，谢谢。首先，我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这是一场很棒的会议。我要祝贺CF40组织了如此精彩的会议。

我认为欧洲目前确实陷入了某种“三明治困境”，在贸易政策上被夹在中间。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由贸易是刻入欧洲基因的历史传统，从诞生之初，欧洲共同体的理念就是通过经济一体化来实现和平与政治团结。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完全违背了欧洲的初衷。

欧洲的规则体系从外部来看可能非常复杂，各种协议、机制和规则盘根错节，但这套精密架构恰恰构成了欧洲的立身之本。而当前世界的演变趋势，与欧洲的核心精神背道而驰。

欧洲将自身命运与全球化深度绑定，押注力度远超其他地区。某种程度上，欧洲甚至因此忽视了安全问题，因为我们坚信，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会带来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

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安全问题上可以不再过分依赖美国，那么欧洲或许会以更鲜明的立场、更坚定的姿态，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共同抵制特朗普政府对全球贸易体系的破坏。

如果在座各位希望欧洲在全球贸易事务中采取更具建设性的立场，并成为可靠的盟友，那么乌克兰问题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

至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及我们学术同行的立场，我们通过运行大型量化贸易模型来探讨全球贸易格局的重构，目前的研究结论非常明确：欧洲并没有受到贸易紧张局势的太大冲击。

原因很简单，与中国经济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欧洲对美贸易仅占其贸易总额的约10%，这意味着90%的贸易活动并未受到华盛顿动向或华盛顿方面言论的影响。

但我担心，我想欧洲有很多人也在担心，美中之间的博弈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欧洲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获得战略自主权，不仅体现在安全领域亟待实现战略自主，同样体现在出口管制、供应链安全等关键议题上。

就我个人经验而言，说服政治家推行预防性政策极其困难，因为总有一些利益游说团体在旁不断阻挠。但一旦危机全面爆发，整个体系的反应就会异常激烈，眼下，我们正处在这样的临界点。

我注意到存在一种将欧洲视为“昨日大陆”的倾向，带有悲观色彩。在此，我愿着重指出欧洲蕴含的机遇。去年夏季奥运会的启示尤为深刻——在座诸位可能有些人当时也在现场，我查过奖牌榜，中国赢得了40枚金牌，美国也赢得了40枚金牌，而欧盟赢得了97枚金牌，比中美金牌加起来的总数还多。所以，欧洲的深厚底蕴与团结力量仍是我们尚未完全释放的潜在优势。

赵海：说得太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至于你的回答，我其实还有很多后续问题，但我们稍后再谈。下一个问题，我交给大使。纵观当前局势，反全球化浪潮汹涌，各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日益加深，您曾亲历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乃至国际社会对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及全球化失去信心？

Charlene BARSHEFSKY：谢谢。请允许我简单说一句，欧洲斩获如此多奖牌且未倚仗像大谷翔平这样的超级巨星，恭喜。

我们如今所依赖的（全球贸易）体系，其实在过去25年间一直不断遭到侵蚀。人们往往将问题轻易归咎于特朗普，虽然他确实对全球贸易体系造成了损害，但这场系统性衰退的病根，远在他登台之前便已深种。

回顾战后的再工业化历程，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普遍采用了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这种模式高度依赖较富裕国家的市场，尤其是美国——彼时的欧洲自身亦深陷困境，因此这些国家的出口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极强，甚至愿意重复购买刚买过的商品。

但当这些国家把大量产品都销往美国时，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在许多人看来，这将会掏空美国制造业、重创本土产业，并压低工资水平，而当时这些冲击主要集中在美国收入最低的那2/5群体身上。因此，尽管全球体系看似运转良好，美国底层民众却随着工作岗位的流失而日益贫困，至少他们真切感受到了这种“坠落”。

此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协定涉及的毗邻美国边境的贫困国家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而美国向这些国家全面开放市场，这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争议，并进一步引发了一种观点：贸易一体化带来的并非一定是净利好，对许多人来说反而是净利空。从钢铁、汽车、纺织这三大传统贸易摩擦领域便能窥见端倪。

以美国的钢铁行业为例，自1964年以来，美国钢铁业就一直受到各种形式的保护，而当这类行业被推向全球舞台直面贸易冲击时，许多从业者深感切肤之痛。1999年的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期间，就爆发了由反全球化主义者、工会组织、失意工人等组织的抗议，所有自认在全球化中受损的行业与人群都发出了怒吼。

八年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将全球经济推入深渊。在美国，很多家庭花了长达10年时间才勉强恢复元气。但在此期间，富人越来越富，底层民众则苦苦挣扎，失业人数大幅攀升，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随之而来，犹如瘟疫般蔓延至全球。最终，人们对贸易一体化失去了信心，不再相信各国融合互助等理念，不再相信全球化是一股积极的力量。

当全球经济陷入困境之时，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我之所以把这件事放在这里阐述，是因为有两个关键事实直到2007-2008年左右才逐渐清晰：

第一，中国以极具竞争力的姿态积极融入了全球市场，而全球市场对此并没有做好准备；第二，显而易见，中国的经济模式对全球经济而言难以消化，中国经济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制造业规模庞大、制造能力强大，预计到2030年，全球47%的制造业产能将集中在中国。

以上因素相互叠加，而新冠疫情成为压到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全球经济骤然停摆，发达国家此时猛然惊醒：我们怎么连口罩都生产不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自此，经济、贸易开始与国家安全问题捆绑考量，而这意味着所有经贸往来都开始蒙上“可疑”色彩，甚至处处透着敌意。

尤其是对中美两国而言，双方博弈已显现出零和色彩。而贯穿这二十五年的科技浪潮始终奔腾不息，最终将中美双双推上科技与制造双雄的巅峰——无论政客们如何唱衰，须知美国制造业根基犹在。所有这些竞争都成为激烈交锋的角力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处境。

赵海：讲得很透彻，的确是一幅令人担忧的景象。最后一个问题是问贝尔塞罗先生的，正如大使此前提到的，过去几十年以来，经济、贸易和国家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全球化遭遇重重阻力，其中，世贸组织可能承受着最大的压力，毕竟，多边全球贸易体系正是多年来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基石。

您一直在积极推动世贸组织改革议程，您认为，我们当下应该如何推进这一改革？欧盟、中国以及其他众多国家能否就具体议题展开合作，以务实态度共同推动改革进程？

Ignacio GARCÍA BERCERO：好的，非常感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感谢您邀请我在此分享。

世贸组织的改革前景如何？欧盟应如何作为？我认为需要区分短期与中长期两个维度：短期即指特朗普政府剩余的三年任期，此后则为中长期阶段。

短期内，我们必须清醒认识一个现实：与现任美国政府就世贸组织改革展开磋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尽管在下次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或许仍能争取美国就一两个具体议题达成共识——这固然也是一个积极进展，但要展开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可能性几乎为零。

我曾希望欧盟能来承担（世贸组织改革的领导者）这一角色，这无疑是理想状态。目前欧盟面临多重内部挑战，其推动改革的能力可能会受到牵制。正因如此，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欧盟必须构建一个强有力的联盟体系，以此作为推动世贸组织改革的核心引擎。

目前显现的积极信号是，欧盟正着力深化与CPTPP成员国的协作关系，这种战略联动恰恰旨在为WTO改革注入动力。我认为这一战略转向极具潜力，让我们拭目以待。据我了解，数周后欧盟与CPTPP成员国将展开新一轮磋商，让我们共同关注这场对话引领的方向。

现在，让我们从短期视角转向中长期视角。我不会贸然预测任何政治议程的可行性，因为我非常认同夏琳·巴尔舍夫斯基的深刻洞察：美国背弃自身建立的体系有其深层根源，以及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与当下意识形态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

但我认为，如果因此断言世贸组织已经过时、属于明日黄花、不再具有现实意义，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全球大多数国家而言，世贸组织规则依然是开展经贸活动时不可替代的制度基石。

世贸组织的规则总体上是稳健的，虽然在一些新兴领域确实存在亟待填补的制度空白，同时也有传统条款执行机制存在的短板需要补齐，但这些都不影响世贸组织基本规则的合理性，我们需要继续维护这一体系和规则。

那么，究竟需要怎样的政治环境才能推动WTO深度改革？哪些核心议题亟待解决？在我看来有五个关键问题。

第一，虽然我们已经围绕关税展开了大量讨论，关税也确实是一个问题，但目前对全球体系造成重大扰动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关税，而是补贴和出口管制。这两大隐患对全球贸易的潜在破坏力远超关税壁垒。

因此，要让世贸组织重获影响力，最紧迫的议题就是推动补贴规则体系的现代化改革，这包括工业补贴和农业补贴两大领域。这两类补贴的运行机制不同，但都必须纳入改革范畴。

第二个核心议题是经济安全与出口管制。我认为，这是拜登政府在任期末尾提出的一个想法，而这一想法背后有充分的合理考量，在涉及经济安全问题时，核心目标是避免局势失控。

现实情况是，不会有仲裁者去指责美国对半导体实施的出口管制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这在现实中既不可能发生，也不会奏效。但与此同时，那些因为这些措施受到负面影响的国家，应有权采取相应的、适当的回应。

第三个议题是全球贸易的未来形态，不会以大型多边协定为主，而将以开放的多边主义为主。我们昨天已经讨论了贸易与气候问题，此处不再展开。无论是贸易领域还是其他领域，未来都将在不同参与方的框架下制定规则，因此必须找到这些国际协定与世贸组织规则之间的衔接点，这一点绝对关键。

第四，如果有一天能够让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就必须对关税进行一定的规范，因为目前美国采取的措施，以及各国针对美国框架协议采取的反制措施，已经让全球关税体系陷入全面混乱。因此，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各方需要能够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协商新的关税承诺平衡机制。

最后，争端解决同样重要。至少从中期视角来看，最重要的成果是多方临时仲裁安排，我希望这一机制能够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我仍期待有一天，美国能够重新加入一个具有最终裁决机制的争端解决体系，但我认为，我们需要找到比强制裁决更灵活的替代方案。

不过，这只有在其他核心问题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美国绝不会接受争端解决的最终裁决，除非补贴问题得到妥善处理，并且经济安全与贸易规则的协调机制也得以建立。因此，所有这些问题必须一并解决。

赵海：非常感谢。我认为第一轮提问非常顺利，但根据各位对第一轮问题的回答，我心中又产生了很多后续疑问。首先，我想提问谭森先生，正如贝尔塞罗先生提到的，让美国重新回归多边框架，或许是稳定国际贸易体系的最佳解决方案。然而，您认为美国国内是否支持回归某种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

特别是巴尔舍夫斯基大使刚才提到的，过去二十年来，美国国内对多边贸易的支持正在逐渐减弱。鉴于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以及全球格局发生的这些剧烈变化，您认为美国国内是否有足够的支持来推动这一转变？或者，您认为从现在起会出现反对声音吗？

Sean STEIN：绝对不会。我认为夏琳的观点非常有道理，但普通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世贸组织是什么，也不了解全球贸易体系。他们不理解关税的运作逻辑，以为是外国在支付关税，而不是美国人自己承担。

我来自美国农村地区，那里的民众关心的事情，可能和其他地方的人差不多，并不是世贸组织，而是通胀情况、就业市场状况或者自己的退休账户。这些才是驱动大多数美国人决策的核心问题，而不是全球贸易体系。

归根结底，特朗普关心的是如何不失去这些选民。目前，他在向美国民众传递一个信号，不是向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理解全球贸易体系重要性的人，而是向其他所有人传递。他在说：我是为你们而战的人。因此，目前约有一半美国民众愿意对他抱有信任。

不过，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人们会开始评判通胀情况、就业前景、退休基金以及自己未来的生活状况，来做出最终的判断。他们对特朗普的评价不会基于全球贸易体系的利益，而是基于对自己个人财务的影响。因此，我认为，他们不会要求重返全球化贸易。

相反，我认为美国将采取更多政治上的孤立主义，也许在三年之后，也许在下次大选以后。可能会有一届更加理解全球化重要性的政府，但我认为，他们必须说服美国公众全球化的重要性，以及全球化能够帮助他们解决所有他们关心的经济问题。所以，我并不认为会出现对全球化贸易的支持度的反弹。

但我认为特朗普面临的真正风险是，民意会反弹，而且将是针对他本人，也将针对他的支持者。因为归根结底，他的政策无法真正惠及美国民众。

赵海：很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舒拉里克先生，您提到欧洲有很大潜力。贸易之外，欧洲经济依然相当有活力。然而，面对美国和欧洲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您认为，在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布鲁塞尔可以采取哪些工具来抵御冲击，并努力在未来几年提振欧洲的增长前景？

Moritz SCHULARICK：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认为，欧洲的技术升级与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防建设密切相关，如果您考虑欧洲在未来十年需要在哪些安全领域发力，您会想到自主系统、人工智能、空间能力、先进软件。这些实际上涵盖了欧洲众多可以说是落后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域。

如今，欧洲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我希望欧洲在财政资源、技术资源以及人力资本方面投入的力度会更大，而且要尽早。当然，欧洲在执行过程中总存在风险，讨论也可能过多，但我认为总体方向非常清晰。

在国际层面，我认为欧洲各界对现届美国政府普遍缺乏好感，这是非常清楚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双方关系充满了利益交换的色彩，更何况后续局势发展仍悬而未决，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我很乐意重申这一点。

若期望欧洲携手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共同发挥建设性作用，以维护、改革并延续开放的、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就必须充分考虑安全局势。当前这场冲突令欧洲不堪重负，任何能够促其终结的努力都非常重要，各国在此过程中也都肩负着重要责任。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认为欧洲未来的战略核心将包括：其一，进一步扩大对第三国的开放力度，我们已在积极推进更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是正确的方向，通过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真正向世界敞开大门，同时把握因为美国战略收缩而在某些市场留下的机遇。

与此同时，我认为我们的对华对美贸易政策将更具战略考量。（欧洲当前所讨论的）“第二次中国冲击”是指对欧洲制造业核心层面造成的冲击，无论是机械设备还是汽车产业。当然，具体影响因行业领域而异。

我倾向于采取的战略是在欢迎中国对欧投资、扩大欧洲市场开放的同时，采用1980年代我们应对日本产业时的做法，通过建立合资企业、甚至技术转让等形式，构建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我认为欧洲应该朝这个方向迈进。

此外，我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另一重点，总体而言正如伊格纳西奥所说，是供应链安全与经济安全。直到近期这仍是欧洲层面讨论颇多的议题之一。因此在我看来，这三大支柱将构成我们未来的战略方向。

若论欧洲出人意料的新增长点，我认为除了我们仍在深度投入的气候转型和气候科技，以及部分生物科技之外，国防领域的创新与资源投入——鉴于其拥有的双重用途潜力——很可能会成为颠覆格局的力量。

赵海：接下来，我想请教肖特先生。从外部看，中美竞争似乎正从关税领域升级至出口管制，您认为这种竞争是否存在进一步蔓延到金融市场的风险？如果成真，这将对全球贸易体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Jeffrey SCHOTT：确实，局势在实体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都存在很高的升级风险，而这将会造成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

考虑到美中两国经济在区域和全球市场中的重要地位，我认为短期内美国政界恐怕难以承受金融领域摩擦升级带来的后果，因此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当局势紧迫时，美中双方将通过双边努力寻求短期和解方案，达成某种权宜性的政治贸易协议，以避免压力进一步蔓延至金融领域。

这种安排既能短期惠及支持特朗普政府的特定选民群体，同时也能在2025年以来的通胀效应愈发显性之际为过渡期“托底”。尽管具体细节尚不明确，但从特朗普政府表现出与中方达成双边协议的意向来看，其可能是一种高度务实的交易型协议，表明他们希望在美中关系上采取损失控制策略，以便腾出手来应对更广泛的区域及全球议题。

赵海：好的。余教授，您是否认同中国的产能过剩或产业政策是导致当前国际贸易失衡的根本问题？您认为是否存在其他更深层次的因素？如果中国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您认为这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问题，还是反而会加剧矛盾？

余永定：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想先就大使关于贸易发展的评论作一些回应。首先我们应感谢她当年在协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感激。

我认为按照最基本的原理与理论，国际分工能让所有国家都受益，我认为全球化总体上对世界是有利的，各国都能从国际分工与全球供应链中获益，因为全球供应链提升了生产率。

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分配全球化带来的收益，这是症结所在。不同国家从分工中获得的利益不尽相同，国家内部群体之间收益分配也有差异，所以问题在于如何做到更公平的收益分配。

每个处于全球供应链中的国家都试图向价值链上游移动，中国的快速上移可能超出美国预期，中国获得的收益超出了你们的预期，所以我认为，对美国而言，正确的政策应该是升级自身基础设施，改善利益分配，让普通民众和蓝领群体能从全球供应链中获得更多好处。美国领导层不应将焦点从自身政策的失误转移到中国身上，中国不应成为替罪羊，美国应该负起责任。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经常账户和贸易账户已长期保持顺差。在早期阶段，这是必要的，因为中国需要外汇储备等支撑，但在当前阶段，也许差不多在十年前，中国就应着手平衡贸易账户，通过扩大内需来减少贸易顺差。

这也正是当前中国提出的“双循环”战略，即更多依托国内需求。尽管仍需继续努力，但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现在这一比例已降至2%-3%，我认为我们已取得巨大进展，但仍需继续努力。

中美双方都应做出努力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互相指责。我认为其中也有一些技术性难题，但这些问题终将得到解决，这些政策并非针对欧洲国家，我们应努力降低这些新规对欧洲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

希望通过谈判，特朗普先生能够更为理性，双方能够在新一轮磋商中达成共识。我对此仍保持乐观，因为中美欧依然存在共同利益，我们可以化解这一问题。以上是我对您关于全球贸易进程评论的回应。

中国将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近年来，在人民币跨境结算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方面进展有限，我们知道这将是一个持久的过程。中国正在稳步推进相关工作，但我们绝不好高骛远，我们既清楚自身优势，也深知自己的短板。我们是理性的，无论如何我们会尽最大努力。

赵海：大使，请您回应一下。同时，尤其想请教您，您认为中美博弈的结局将如何？在全球层面看，全球体系正走向何方？

Charlene BARSHEFSKY：让我先回应一下。毫无疑问，全球化促进了全球总体财富的增长，无论从全球范围还是单个国家层面来看都是如此，美国一直是这一全球体系的主要受益者。

毫无疑问，全球化的确提升了总体财富，问题的症结在于：各国内部利益分配的严重失衡，在美国这一点尤为突出，其背后有多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因素——一个党派认为向个人提供救助是应当被摒弃的福利，另一个党派则对政府应提供的保障范围要求过高。

作为一个全球化倡导者，我百分之百认同，全球化整体上是利大于弊的，但是我们必须妥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个体和国家的具体情况，对美国而言也应如此。

我还想谈谈美国的情况。提升产业实力的重要性长期被忽视，这一点我认为已达成广泛共识。美国经济逐渐向金融主导和科技主导转型，而其他行业发展相对困难。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七巨头”企业，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并不算高。因此，美国在自身工业基础、教育短板等诸多方面仍有大量工作亟待完成。我可以列出一长串清单。

我认为，未来中美博弈的发展趋势大致会沿着以下方向进行。首先，无论中美做何协议，我认为这不会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也不会改变美国的发展方向。

在我看来，中国实施了一整套连贯且经过深思熟虑的规划。无论我们指的是一系列平行机构——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应急储备安排（CRA）、新开发银行（NDB）等，还是指新的合作形式，如“一带一路”倡议、 “金砖+”，或加强上海合作组织（SCO），又或者中国在维和方面的强化努力、其对联合国的支持或中国其他方面的行动。

所有这些项目都有协同效应。从中国的视角看，这是一场系统性重构。而美国则缺乏国家战略，既非支离破碎，亦非不成体系，而是根本不存在顶层设计。这个国家未能进行前瞻性布局，当前正处于割裂模式，而非像中国那样处于聚合发展模式。

在我看来，这种趋势正有机地演化成“三极化格局”，就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描述的那样，美国正以传统盟友体系为核心展开布局，中国引领着全球南方国家广泛聚合，与此同时，东盟国家作为重要的不结盟力量登上舞台。

这种格局是否最终形成，我无法确定。但可以想象，所有区域性体系都将拥有各自的内生发展计划。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有希望看到这些计划逐步融合，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重建全球体系，而非遵循传统的“自上而下”模式。

赵海：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贝尔塞罗先生，您认同“三大阵营”正在形成的观点吗？还是认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仍能发挥核心作用，把各贸易伙伴团结在一起？

Ignacio GARCÍA BERCERO：嗯，我并不完全同意夏琳的观点，但请允许我稍作解释。在我看来，全球贸易体系未来十年的演变大致存在三种可能。

最严峻的情形——也是极具破坏性的前景——将是出现一个毫无规则可言的全球贸易体系，我们曾经历过这种混乱局面。随着局势恶化，我们可能陷入纯粹以交易为导向且冲突不断的结构体系——这无异于倒退至1930年代的贸易保护主义泥潭，是极其危险的趋势。

第二种情景当然是理想化的情景，我之前也提到过。倘若能找到恰当的地缘政治时机，美国制定出合理的补偿机制来应对其政治经济困局，合理补偿那些因全球化或人工智能而受到损失的群体，进而认识到：尽管面临巨大的政治经济约束，未来的经济必须以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为基础。只有这样，才可能创造条件，使重建全球贸易体系的理念成为现实。

但遗憾的是，我认为，这种情形在未来十年内出现的概率非常低——我希望自己判断错误，但恐怕希望不大。

此外我还设想了一种中间路线——并非三大阵营的格局，而是在众多政府间形成广泛联盟的图景。这些国家认为，就其三方关系而言，他们仍希望在规则基础上开展往来。他们依然认为WTO具有现实意义，但也清楚有些事情在WTO框架内无法推进。他们巩固并深化现有的各种贸易协定，并开始就现有协定推动谈判，以实现规则的与时俱进。

我期待欧盟能作出这样的战略抉择，CPTPP或许也能纳入考量，但更希望G20中能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南方国家参与——比如印度若能加入将颇具意义，当然，这将极具挑战。在具体议题上，仍需采取逐项合作的方式——既会与中国协作，也会同美国携手。

因此，我认为未来的体系虽然可能呈现割裂的状态，但仍有相当规模的国家群体愿意且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协调行动，我称之为“新兴的国家联盟”，这个联盟会覆盖足够广泛的国家。

相较于“三大阵营”的格局，我认为这种模式出现的可能性更大。尤其是，我看不出美国能拿出什么条件来吸引欧洲或日本加入它的阵营。

赵海：非常感谢各位嘉宾，我们的讨论到此结束。

本文为美国前贸易代表Charlene BARSHEFSKY、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Jeffrey SCHOTT、欧盟委员会前贸易总司司长Ignacio GARCÍA BERCERO、欧洲经济学家Moritz SCHULARICK、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Sean STEIN在2025外滩年会之外滩圆桌“关税武器化如何重塑全球贸易体系”所做讨论。赵海主持圆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