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智囊共议世界变局：重塑国际秩序的力量、愿景与路径

肖茜：下午好。尊敬的来宾们，欢迎参加外滩圆桌“全球变局：重塑国际秩序的力量、愿景与路径”。正如我们从前几位发言人和圆桌嘉宾那里听到的，当今世界正处于关键转折点，我们正见证着权力格局、思想观念与制度体系的深刻变革，这源于加速推进的多极化趋势、技术革命浪潮以及日益激烈的政治博弈。

然而，在这些颠覆性变革中，存在着重新定义国家间合作公平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新机遇。所以，今天的专题讨论旨在探究：哪些力量正推动着这些变革，我们如何展望正在浮现的国际新秩序，以及哪些实践路径能引领我们走向更公正、更具韧性的世界。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这些杰出的思想领袖与行业实践者。由于这是今年外滩年会首场关于国际秩序议题的讨论，请允许我花一分钟介绍各位嘉宾。

第一位嘉宾是Jeffrey SACHS（杰弗里·萨克斯）教授。萨克斯教授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同时拥有“University Professor”头衔，这是该校最高学术荣誉。他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席，同时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倡导者，萨克斯教授将通过线上方式参与讨论。欢迎萨克斯教授。

第二位嘉宾是达巍教授，他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对外战略、美国政治、中美关系及国际安全。欢迎达教授。

第三位嘉宾是来自宏观咨询合伙公司（MAP）的Sarah BERAN（莎拉·贝兰）女士，她负责MAP的中国业务部门。贝兰女士是资深美国职业外交官，精通中文且深谙中国事务，她曾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并出任美国驻华大使馆副馆长兼经济参赞。欢迎莎拉。

此外我们还邀请到两位经济金融领域的专家，Alfred SCHIPKE（阿尔弗雷德·施佩克）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同时担任该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国际金融实践教授，施佩克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门助理主任。欢迎阿尔弗雷德博士。

最后是Monica DEFEND（莫妮卡·德芬）女士，东方汇理资管投资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策略师，她同时担任东方汇理执行委员会成员。德芬女士在微观经济与政策分析领域拥有丰富经验。欢迎各位莅临，感谢大家参与本次会议。

首先，我想讨论推动当今变革的驱动力。我的第一个问题想请教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您长期强调全球合作的道德与结构基础，从您的视角看，当今重塑国际秩序最具变革性的力量是什么？是经济、技术、生态还是政治力量？

Jeffrey SACHS: 非常感谢。能与如此优秀的研讨小组共聚外滩年会，我深感荣幸。我认为有五大力量正在重塑世界格局：

其一是地缘政治力量，中国重返世界经济、金融、科技与政治舞台的中央，这一转变具有根本性意义。西方强国对世界数百年的主导已近尾声，我们都能深切感受到这一点，但这是个高度承压的时期。

美国的实力切实存在且持续发挥作用，当下绝非单极世界，但美国军工复合体正极力维系其主导地位，有时，这种努力会外溢为热点地区的战事，比如乌克兰冲突，更在世界各地引发持续蔓延的紧张局势。

美国对数十个国家维持着制裁体系，试图利用美元霸权作为延续其全球霸权的工具。这就是我们的地缘政治现实，在多极世界中，昔日的主导力量正为维系其霸权地位而挣扎，而这一地位其实早已不复存在，这场持续的争夺使世界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

第二个主要驱动力是生态危机，环境危机真实存在、根深蒂固、加速蔓延且无处不在。它包含三大相互关联的危机，一是人为引发的气候变化，二是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的破坏，即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以及河流流域、淡水供应、湿地、雨林、高山地区等生态系统的功能失调。第三大生态危机则是大规模污染，环境中无处不在的有毒化学物质和塑料。

第三大驱动力是相互关联的技术革命浪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变革皆由数字计算时代所推动。我们正经历着人工智能、互联互通、计算技术、生物与生物技术、材料科学等领域的革命。这些技术均具有双重用途，既可军用亦可民用，既能解决全球性问题，亦会催生新的危机。虽然我也可以展开阐述，但我认为这是众所周知的，在核时代、生物技术时代、人工智能与数字时代，我们正面临着极其严峻甚至失控的风险。

第四个力量是地缘政治与技术的交织催生了史无前例的权力集中。数字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权力集中的世界，少数平台掌握着人们的每一次键盘敲击，在西方实施监控、追踪与舆论操纵，媒体所有权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财富高度集聚，仅十位美国科技巨头个人财富总规模就高达2.3万亿美元。

这种财富集中正在侵蚀政治体系，可以说是硅谷掌控着白宫，而不是白宫在掌控硅谷，是硅谷在对五角大楼发号施令，而不是五角大楼对硅谷发号施令，这是一种新现象。美国的民主机制几近失灵，而这种权力集中是当前格局的显著特征。

最后我要强调的决定性力量是人口结构变迁，全球人口快速增长的漫长周期已然终结。事实上，除了非洲之外，几乎世界上所有地区的人口都已达到或即将达到顶峰。但在非洲，人口仍将继续增加，大约还会增加20亿左右。

到本世纪后期，全球人口将达到约90亿到95亿人。非洲人口可能占全球总人口的25%，甚至30%。中国的人口可能会显著下降。因此，全球人口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人类社会将全面迈入城市化，非洲人口将大幅增加，中国乃至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将呈现人口老龄化趋势。

这些人口变化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一个经济上的影响是，非洲在全球事务中，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方面，将发挥比过去几百年近现代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大的作用——我就先说到这里，稍后请主持人继续。

这五个基本因素——地缘政治危机、生态危机、剧烈的技术变革、由数字技术推动的权力集中（特别是在美国，我认为科技行业主导了我们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生态），以及人口变化——正同时推动全球变革，导致世界格局持续动荡、面临严峻的临界点风险，甚至可能引发战争升级、更严重的环境危机，也让我们现在很难达成治理全球事务的共识。

肖茜：谢谢萨克斯教授对这五大推动世界变革力量的全面阐述。我尤其对第四点感兴趣——权力集中问题。今天上午在关于人工智能和金融行业的讨论中，这一话题已经被多次提及，希望我们之后能够对此有更多的讨论。

我的第二个问题想请教达教授。达教授，您长期以来都是对国际秩序以及中美关系洞察最深刻的分析者之一。鉴于中美双边关系的走向深刻影响了全球治理结构以及国际秩序，您会如何描述当前中美之间的动态？这些动态又在何种程度上重塑着国际秩序？

达巍：非常感谢。首先，我想说很高兴参加外滩年会，同时也很高兴我和肖茜的工作机构——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成为本次外滩年会的联合承办方。

我还想说，我从事的是政治学研究，因此很少参加关于经济金融领域的峰会。但我这次来了，这也说明当前形势并不乐观。政治学者都来参加经济金融峰会了，这说明情况不妙。对此我深感遗憾。

针对您的问题，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我想重点剖析与过去十年或八年相比，我们在过去十个月所经历的不同形势。我想提出三点。过去十个月里，我们见证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这些变化当然与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以及拜登政府存在一脉相承的逻辑，但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首先，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在严肃地调整、改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从中国的视角看，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里，这种政策更像是“美国对中国的对抗态势”。至于拜登政府，从我们的视角看（莎拉可以纠正我），那更像是“（拉着）西方世界对抗中国”。而现在的趋势正在演化成“美国对抗世界其他国家”。我这样说并不是在批评特朗普政府。

我认为特朗普政府所做的事情，深深根植于美国与世界的现实之中——全球化时代旧有的经济与社会增长模式已经终结。因此，特朗普政府正试图改变在全球化时期形成的、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旧有安全与经济格局，并试图构建一种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新格局。

这当然首先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但我也认为，这种变化很可能是美国两党所共享的。无论其他国家是否喜欢，我认为这一趋势都会延续。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点我把它称为中美之间的“战略脱钩”。我本人并不认为会完全脱钩，我并不相信中美会完全脱钩。但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始终认为国家的长期繁荣取决于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中美关系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所以可以说，中国把自身的长期发展与一个良好、稳定的中美关系紧密相连。

同一时期，美国也认为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的未来，而中国是该地区的“引力中心”。因此美国也把它的长期繁荣与这一地区，尤其是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但现在，两国的战略都有所改变。

因此，从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变化的幅度，以及今年中美第二轮关税战来看，我认为这至少在中国看来坐实了一个判断——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状态了。现在，我更愿意把双边关系的改变，归因于全球化的终结。

第三个我看到的变化是，中国在过去一年变得更自信。中国经济展现出韧性。中国科技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中国通过阅兵展示了军事实力。

在这三个特征之下，我认为如果幸运的话，两国或许可以构建一种新的互动模式。两国之间将更为独立，而非相互依赖。关系会趋于冷淡，并在某些时候具有对立色彩，但与此同时也会维持一定程度的合作与接触，从而使这种关系具备稳定性。

我认为这是一种相对正常的关系。这是较好的情形。当然，也可能出现更糟的情形。

肖茜：好的，谢谢达教授。感谢您与我们分享对美国外交政策、中国发展以及这一双边关系新格局的观察。

莎拉，下面到您。我们知道，外交本身也正在被塑造国际秩序的同一股力量重塑。而您在大国互动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尤其是您曾作为高级外交官与中国交往。您认为在新的环境下，外交以及信任机制应当如何调整以实现持续对话和互信？

Sarah BERAN：非常感谢您的提问，也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在我二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我们一直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弥合多边体系中出现的裂痕。我认为，当前全球呈现的碎片化态势以及对主权解决方案的关注，说明这一努力并非完全成功。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可以从过去十年的经验中汲取一些教训。

首先，随着政府间沟通开始减少，我们需要寻找其他对话机会。可以通过第二轨非政府方式，共享对事态的理解，澄清误解，并保持一定程度的沟通。像外滩年会这样的活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随着多边及国际组织的作用削弱及重要性的降低，我们需要关注那些利益交汇的灵活国家联盟，从而为跨国挑战制定弹性解决方案。比如，我预计我们会看到类似的动作出现在稀土领域，因为大量国家开始寻求供应链的多元化。

体系碎片化也意味着冲突可能性的增加，因此建立危机管理机制至关重要，不仅仅是军方层面，还包括政府间以及区域层面的机制。只有通过建立这些危机管理机制，我们才有希望避免冲突。这不仅关乎中美两国间的摩擦管控，同样适用于管理其他国家的潜在矛盾。

话虽如此，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的世界，而不是我们理想中的世界。现实是，体系碎片化将持续存在，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这意味着，企业和国家都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贸易格局，降低对单一贸易伙伴的依赖，并寻求能够支持主权防御的解决方案。

您会看到，随着对美国依赖的减少，欧洲开始开发自己的平台。在人工智能监管和技术解决方案方面，每个国家都希望拥有符合自身主权需求的方案，这种多元化将为各国以及企业创造机会，其中很多企业今天就在座。

贸易流的变化将为企业创造更多循势布局的新机遇。所以，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果碎片化在一段时间内将持续存在，我们应如何调整战略，确保各国与企业提出的解决方案能切实有效地应对现实挑战？

肖茜：谢谢您，莎拉。您提到体系碎片化将长期存在，同时，如果我们能够妥善应对，这也会为各国和企业带来机会。非常感谢您的观点。

接下来，我想请教阿尔弗雷德·施佩克博士。全球金融体系仍然是国际稳定的关键支柱。随着区域金融生态系统的多元化，全球机构如何调整自身以在日益复杂的格局中维持稳定性和包容性？

Alfred SCHIPKE：非常感谢，很高兴来到这里。在听取各位的意见后，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国家安全，而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

如果观察最近的发展动向和迄今为止关于全球治理结构的讨论，可以看到焦点仍然集中在贸易多元化和贸易流动上。在投资方面也是如此，投资流向发生变化，当然还有供应链的迁移。这一直是讨论的重点。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可能会看到所谓金融管道的碎片化，其中有两股力量正在交汇。

一是地缘政治，各国试图寻求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当前贸易、投资及审查方面的紧张局势存在向金融体系渗透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金融体系武器化”的风险。这促使主要经济体和主要司法管辖区寻求尽可能减少对美元的单一依赖。

同时，这一趋势正与金融科技领域的深度革新形成双重驱动。例如，美国在加密货币领域的创新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因为这可能加速各国的美元化进程，也将强化各国对美国数据体系的依赖。我们已经在数据中看到一些迹象。这也促使各国更加积极地寻求替代方案。

一方面，我们听到越来越多关于非美货币国际化的讨论，比如人民币。在印度，人们则讨论卢比的国际化。当然，欧洲也希望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保持地位。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那就是跨境金融基础设施。这是一个非常枯燥的话题，但我们在这方面正面临严重碎片化的风险，这最终可能反过来影响贸易和投资。

给您举几个例子，目前有一些相关计划。其中一个叫做Agora，参与方包括美国、欧元区、日本、韩国和英国等地的7家中央银行，听起来非常西方化。它使用了一种特定技术来连接银行并促进交易。从治理结构上，您可以看到，某些国家并未参与其中。

但在世界的另一边，还有mBridge （多中心银行数字货币桥梁），参与方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泰国等，这又是另一种治理结构，使用的技术与Agora截然不同。

而在同一区域，印度也有自己的国内支付系统 UPI，其越来越多地用于跨境交易，形成了不同的标准。当然，欧洲也在积极尝试加速欧元的使用。所以，这意味着我们无法预判局势走向。这些举措在某种程度上仍属试点，尚未完全落地。

目前，各国构建新治理架构的动力强劲，这种新治理架构已经逐渐偏离我们所谓的“多边体系”，转向一种由利益交汇的成员组成、采用差异化技术的架构，而这样的架构将不再具备互操作性。

正如我此前指出的，这将引发巨大影响。从经济层面来看，其将会给企业带来极高的成本负担，因为企业可能不得不搭建两套并行系统。或许部分大型企业有能力负担这一成本，但中小型企业则必须从中作出选择。而这种选择所带来的成本可能相当高昂，同时也会进一步加剧体系的分化与碎片化。

肖茜：谢谢施佩克博士。您刚才描述了金融市场如何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作出反应，同时也分享了您对贸易和投资体系碎片化的担忧，这种局面确实让企业面临巨大的成本与风险。非常感谢。

最后，让我们请莫妮卡·德芬女士发言。我们知道，市场往往比政策制定者反应更快，而您是欧洲最大资产管理公司的研究部门负责人。因此我想请教您，在当前地缘政治与技术变革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全球资本与投资流动的调整趋势？

Monica DEFEND：好的，谢谢，也感谢邀请我参加这场圆桌。从投资者视角来讲，您提到市场反应更快，确实如此，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预测政策制定者的下一步行动。而我们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市场对政策的消化程度，这正是关键问题。我长期以市场策略师的身份深耕行业，对此深有体会。

在我称为“新的全球失序”的环境下，我观察到市场的角色正在变化，尤其是我们与政策制定者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双向沟通机制。

美债和美国政策行动之间的关系就很能说明问题，如今，债券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正成为政策制定者的“护栏”：如果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那说明没事；一旦到了4.5%、4.75%，就说明市场开始紧张了；到了5%，那就说明问题严重了。过去，股票市场是主要风向标；如今，至少在美国，是债券市场承担了这一角色。

回到您刚才问我的问题——我确实认为地缘政治与科技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如今地缘政治的影响已深刻渗透市场，我们在进行资产配置或投资组合对冲时，必须将地缘经济学作为关键支柱之一去考量，像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这些决定性的技术，已经不只是一般商品，而属于战略性资产。

仅以半导体为例，全球投资额已超过4000亿美元，主要由亚洲（主要是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及美国领跑。再看生产力、国家安全与估值三者之间的关系，会发现它们高度关联。目前，超过60%的数据流量从亚洲流向中东，而非跨越大西洋。这正是我们观察到的另一个变化。

以9月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为例，同比增幅约12%，主要由印度等亚洲国家推动。因此，我们当前经历的不仅是一场科技巨变，它正在重塑全球力量格局，也为投资格局注入新的力量与参与者。

肖茜：谢谢，您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观点。感谢所有嘉宾就全球转型背后的驱动力分享了宝贵的见解与思考。现在，我们从问题诊断转向方向展望。刚才我们是在分析这些力量的作用，那下一步我们对未来进行一个展望。

首先，萨克斯教授，您多次谈到，在可持续发展、气候行动与数字公平这些领域的全球合作是我们的道德责任。如果请您构想一套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多边秩序，您会优先确立哪些指导原则或推动哪些体制改革，以确保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共同的福祉，而非分裂的根源？

Jeffrey SACHS：谢谢。所有嘉宾都提到了“碎片化”，而分裂的代价非常高昂。它不仅会破坏全球经济的运行效率，还会显著增加直接冲突的风险。因此，道义层面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绝不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导致分裂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而非中国；这既非必然趋势，也非由某种深层结构性力量所决定。这是一个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为了维持主导权而作出了严重误判：无视全球范围内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与传播。

因此，我认为，当务之急是美国必须调整其思维模式。但是这种转变不太可能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发生。现在美国几乎没什么理性思考，只有情绪化反应，缺乏真正的战略规划。美国当前的所作所为只会适得其反，带来的是破坏而非修复。

正如阿尔弗雷德·施佩克博士提到的支付体系碎片化问题，其根源正是美国将美元武器化。美国没收了多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最著名的包括委内瑞拉和俄罗斯，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美国还将全球支付体系作为制裁工具，对数十个国家实施制裁。这正是导致全球支付体系碎片化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最积极的转变应来自美国思维方式的改变，因为美国的做法不仅是彻头彻尾的自我毁灭，同时也危及全球。

除此之外，我认为中国当前的一系列举措，包括构建金砖国家机制、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以及与非洲联盟55个成员国深化合作，都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即使美国选择在气候危机和发展议题等全球事务中退出，世界仍能找到合作前行的路径。

美国可能会转向保护主义，但世界大多数国家仍将团结合作，因为那才是高效、正确、和平的道路。美国“自毁长城”的同时多边体系强化并非不可能，因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渴望和平、贸易、投资、解决生态危机。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强化联合国的作用，我曾提出应该让北京成为联合国主要机构的所在地。

中国是全球脱碳领域的领航者，在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智能能源系统数字化、氢能经济等领域均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我期待在中国开设一个专注于全球生态转型的联合国主要机构，这将推动全球多边主义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也能让联合国获得更广泛的认同，还有助于让美国认清现实，不再这么好战、停止单边主义。

我们必须摆脱民族主义与全球机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二者理应相辅相成。当前的民族主义浪潮，根源在于美国推行“美国优先”议程，以竭力维系霸权地位，这将注定是徒劳。我们应该探寻一条和平、高效、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正确的行动路径。

肖茜：好的，谢谢萨克斯教授。感谢您在此提及联合国。中国正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作用，正如您所言，联合国即将在上海设立枢纽机构，这是十分积极的发展方向。关于美国，您提到美国必须转变思维方式。

那么，基于您对中美关系的研究，达教授，您认为这种转变有可能发生吗？另外，您认为大国与新兴力量应通过何种切实路径，在避免陷入对抗陷阱的前提下实现共存？

达巍：是的，我当然希望美国改变思维定式，但恐怕不会改变。我认为世界正在经历碎片化——当全球化世界演变为民族主义世界时，碎片化自然会发生。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改变叙事方式。我们必须妥善管理双边关系，着力于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

Sarah BERAN：感谢提问。从单极体系向多极体系的转型必然伴随碎片化，这是其本质特征之一。因此，核心问题并非如何阻止碎片化，我想在座各位都认同这几乎不可能实现，核心问题在于如何适应碎片化，并防范达巍教授和阿尔弗雷德博士所提到的负面风险。

我认为，我们已经从过往的经历中吸取了哪些做法不可取的教训。那么，我们如何确保当前正在构建的机构或灵活合作机制能更适应时代需求？现在有诸多跨国挑战需要我们共同应对，例如人工智能安全与风险管理、大流行病防控，以及打击恐怖主义。

我认为，此类合作机制已然存在，金砖国家组织与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多边和区域性国际组织合作机制，其发展初衷在于寻求联合国和世贸组织之外的合作方案。美国则将七国集团视为灵活应对挑战的机制，历经数届政府延续至今。

此外，次区域及区域贸易组织同样广泛存在。但我认为有一点必须强调：特朗普的崛起并非导致分裂的原因，而只是分裂的表现。他的诸多行为或许在很多意义上加速了分裂，但即便他最终退场，这一问题仍将摆在我们面前。因此，我们当前构建的合作机制，对解决部分挑战至关重要。

肖茜：谢谢莎拉。确实如此，小型多边组织在一定意义上确实能有效解决一些问题，只要它们在应对国际问题上时不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

接下来回到金融议题。施佩克博士，您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IMF、世界银行到区域性开发银行及数字货币计划，国际金融架构应如何调整，才能更好地服务于这个多极化世界？

Alfred SCHIPKE：我认为，正如刚才杰弗里・萨克斯已提及的联合国，国际组织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保持自身重要性和影响力，但与此同时它们正面临冲击。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国际组织必须维持自身重要性，保持成员构成稳定，且避免出现主要国家可能威胁退出的情况。

这些组织至少能提供一个多边对话平台，强调分裂的高昂代价，我认为它们在这方面已经做得相当有效。当然，它们未必一定能凝聚如何克服分歧的共识，但至少能推动更多国家愿意接纳共同的标准，而国际金融机构对此至关重要。甚至，如果无法说服更多国家接纳同一套标准，至少要思考如何确保不同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保持互操作性。

其次，我们要认识到，变革已成定局，这意味着替代性机构将会出现。我们已拥有新开发银行，还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如果考虑到更广阔的金砖国家组织架构，这些（机构）仍处于早期阶段，但显然这条路径将持续下去。它们的规模将不断壮大、影响力将持续提升，并最终尝试推动其他货币的国际化进程。

但或许有一点值得强调，除了亚洲，还有另一个地区同样受益于现行全球治理与贸易体系，那就是欧洲。今天我们已进行过诸多讨论，但话题往往止步于中美两国。中欧双方加强对话、探讨如何维护并在特定领域制定共同标准，是非常有必要的。中欧合作将成为当前中美主导的全球讨论中的第三个锚点，我认为这正是世界亟需的平衡力量。

肖茜：感谢发言。德芬女士，因时间所限，这里我简短提问：您心目中具有财务可持续性的全球秩序应呈现何种形态？

Monica DEFEND：我认为资本与气候之间的关系正经历着一场结构性制度变革，作为市场投资者，我们正努力识别这一变革。

我所指的并非当前投资决策中使用的ESG标准，而是一个明确可见的趋势：在当前巨额资本支出周期中，能源安全与脱碳化需求正获得强劲推动力。因此，2025年全球清洁能源支出首次超过化石燃料支出，达到约18万亿美元，这绝非偶然。

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各国财政政策和工业生产正寻求战略配置与战略自主。欧洲便是其中一例，但战略自主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已将储蓄与投资联盟（SIU）确立为构建融资架构的关键手段之一，旨在调动公私资本助力这一转型进程。

公共部门绝无可能独自完成这项任务。从发达经济体的公共部门来看，平均赤字率已达5%，其中三分之一用于资助气候转型。而新兴市场正呈现另一种转变：气候融资正从依赖外部输入转变为新兴市场自身真正的影响力来源。

因此，我主张构建“气候合作2.0”机制，可考虑按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及低收入国家分级设定碳价下限，以此强制推动2030年前的减排目标落地。

肖茜：好的，谢谢。在进入总结环节前，我希望各位能用一两句话分享可行的行动方案，无论是外交、金融、科技还是社会层面的举措，这些措施能推动我们迈向更可持续、更公平的全球体系。请莫妮卡率先发言，随后依次进行。希望最后能请萨克斯教授作总结发言。

Monica DEFEND：鉴于当前人工智能风险共识正处于关键变革阶段，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金融防护机制，例如制定制裁协议、明确可信技术通道。

最后，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建立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例如印度已通过统一支付接口（UPI）实现的模式便是典型案例。

Alfred SCHIPKE：我只讲两点。第一，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关注金融领域引发的碎片化风险。目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贸易方面，也涉及到了一定的投资，但金融领域碎片化风险巨大，给企业带来的成本负担也极高。

第二，正如我此前所言，亚洲与欧洲之间存在加强协调与沟通的切实机遇，应在新标准制定之际抓住这一机会，避免各方各自为政，进一步加剧碎片化。

Sarah BERAN：感谢，我长话短说。无论是国际机构、企业还是国家，都必须适应碎片化趋势，否则将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而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要对多种情况做好应对规划。因此，针对多种情况制定预案并进行压力测试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Jeffrey SACHS：首先，绝不能向碎片化妥协。各方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开展合作，一是为了避免引发全球动荡，二是合作能带来巨大收益。气候合作理念至关重要，这也为阿尔弗雷德·施佩克所强调的中欧合作提供了支撑，两者都朝着气候安全与能源转型的方向迈进。因此，合作基础非常牢固。

不要让美国目前的思维模式破坏全球稳定，美国迟早会回归合作轨道。世界其他地区至少应该继续以合作方式推进事务，而我们今天也听到了许多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有益建议。

此外，正如达巍教授刚才所强调的，各方应加强会面与沟通，对话与谈判至关重要。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了解对手的想法或下一步行动，也不要认为对方一定是你的对手。通过外交手段，我们完全能够克服当前这种盲目的、危险的被动且充满情绪化的分裂状态，这种趋势应当被避免和扭转。

肖茜：非常感谢。本次对话完美收官，特别感谢各位出色的嘉宾在外滩年会期间参与这场对话。谢谢大家！

本文是Jeffrey SACHS、达巍、Sarah BERAN、Alfred SCHIPKE、Monica DEFEND在2025外滩年会之外滩圆桌“全球变局：重塑国际秩序的力量、愿景与路径”所做讨论。肖茜为本场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