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企业出海白皮书——中泰合作视角下的机遇与挑战
本课题系统研究了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特征与新趋势，特别是以中泰合作为视角，探究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课题分为七章，从宏观背景、中国企业出海特征、区域投资环境、国别案例分析、企业金融需求、金融机构实践以及政策建议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
第一章为研究背景，系统阐述了中国企业“出海”所处的宏观环境。第二章梳理了中国对外贸易和企业出海的变化特征。第三章全面评估了东盟的投资环境、社会发展政策及金融一体化进程。第四章聚焦泰国，深入分析其作为中国企业重要投资目的地的具体环境、政策、挑战，并对中泰两国的金融监管框架进行了系统性比较。第五章基于对在泰中国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揭示了它们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化金融需求和面临的共同挑战。第六章以泰国开泰银行（KBank）为案例，展示了区域性银行如何通过差异化优势支持中国企业出海。第七章基于前述分析，为中泰两国政府、监管机构、出海企业以及金融机构提供了系统性的政策建议，旨在构建一个更高效、更具韧性的跨境合作生态。
一、研究背景
第一，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格局正面临深刻变化。一方面，全球经济正面临增长放缓、贸易不确定性增大及外国直接投资回落的严峻挑战。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普遍预测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贸易环境因主要经济体间的摩擦而急剧恶化。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全球合作机制衰落、多边贸易体系面临结构性变化，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
第二，中美经贸与地缘政治关系进入新时期。课题回顾了从克林顿政府的“全面接触”，到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接触加对冲”，再到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开启的“战略竞争”与“去风险”时代。特别是在当前的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显著升级了经济工具的使用，将关税、技术管制、投资审查等作为对华施压的核心手段，形成了多维度的“经济武器库”。这些措施不仅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冲击了中国出口，更导致了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的碎片化与重塑，加速了经济和技术领域的两极分化。
第三，东盟市场凭借其独特的战略价值和区位优势，成为全球投资的焦点。东盟地区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韧性与增长态势，东盟地区近年来保持着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速，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额持续增长，占全球比重显著上升。二是人口红利与资源禀赋，东盟拥有约6.9亿总人口和年轻化的人口结构，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巨大的消费潜力。同时，该地区自然资源、能源和矿产储量丰富。三是地缘政治区位优势，作为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战略枢纽，东盟在大国博弈中采取巧妙的平衡策略，最大化自身利益，并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缓冲区”。四是经济一体化平台，通过主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合作机制，巩固了其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为大国提供了对话平台。
第四，中国企业本轮出海的浪潮，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课题总结了中国企业出海的四大核心逻辑。一是“中国+1”策略。为对冲地缘政治风险、增强供应链韧性，企业在保留中国核心生产基地的同时，将部分产能向第三国转移。二是规避关税壁垒。面对美欧等市场的高额关税，企业将生产线转移至东盟等中立地区，成为维持出口竞争力的直接有效手段。三是国内竞争压力。中国国内市场供需问题逐渐加剧，许多行业呈现“质优价低”的竞争格局，企业利润空间受挤压，向海外寻求新的增长空间。四是产业发展规律。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成本上升，部分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以及市场导向型企业贴近海外终端市场，是产业发展的必然阶段。
二、中国企业出海的变化特征
第一，尽管面临复杂外部环境，中国出口贸易在总量上依然保持韧性，但出口目的地正在发生变化。近年来，中国出口额稳定增长，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稳定在15%左右。然而，贸易结构和市场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对美出口占比明显下降，而东盟市场快速崛起，自2022年起已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同时，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全球贸易流向发生重构。越南、墨西哥等经济体扮演了“纽带”角色，承接来自中国的出口，再将其加工或转口至美国，形成了间接的贸易通路。
第二，整体来看中国制造业出海投资呈现出明确的复苏趋势，“新三样”绿地投资引领出海热潮。基于微观数据的分析，报告发现中国制造业出海投资呈现出明确的复苏和转型趋势，无论是投资金额还是项目数量均反映出强劲的复苏势头，“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行业成为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出海投资的核心支撑。在出海目的地方面，“新三样”投资主要流向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欧洲（匈牙利）和北非（摩洛哥），以利用当地资源、市场或区位优势。而非“新三样”投资，特别是电子元件和消费电子组装，则高度集中于越南，使其成为承接中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最多的国家。同时，墨西哥作为进入北美市场可能的跳板，吸引了大量汽车及零部件投资。
第三，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日益密切，中泰经贸合作也呈现出全方位深化发展的良好态势。在贸易层面，东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投资层面，中国对东盟的制造业投资呈现出明显的产业专业化特征，“新三样”产业成为投资重点。中国对泰国出口额持续增长，中国商品在泰国进口市场的份额稳步提升。同时，中国对泰国绿地投资在2022-2023年连创新高，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汽车制造、电子元件、橡胶加工等行业。
三、东盟的投资环境与金融监管
第一，东盟积极推进经济一体化、包容性发展和投资环境自由化。东盟在推动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尤其在关税自由化方面，平均98.6%的关税细目已被取消，下一个挑战在于解决不一致的标准、许可规则和行政拖延等非关税壁垒（NTBs）。社会发展方面，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框架倡导包容性发展，推动劳动力跨境流动，但在劳动力流动、教育、医疗等方面，由于各国执行力不一，区域内差距依然显著。投资政策方面，《东盟全面投资协议》（ACIA）为区域投资提供了法律保障，使东盟成为全球FDI的热点，投资结构也变得更加多元。但区域投资环境仍呈碎片化，东盟的集体自由化议程与国家层面的执行实践之间仍存在落差。
第二，东盟的金融一体化稳步推进，但实施不平衡持续制约其充分发挥潜力，跨境支付系统领域进展显著。东盟一直寻求通过《东盟服务框架协议》（AFAS，2003年）、《东盟全面投资协议》（ACIA，2009年）和《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AFIF，2011年）等框架来加强金融稳定、效率和资本流动性，但各国在资本管制、外汇管理等方面仍保留着相当大的自主权，从新加坡的完全开放到越南的严格管制，差异巨大。金融一体化最显著的进展体现在跨境支付系统领域。以泰国的PromptPay、新加坡的PayNow、印尼的QRIS等为代表的即时支付平台，通过“区域支付连接”（RPC）倡议实现了基于二维码的本币实时支付，这些支付创新还支持了东盟逐步去美元化和深化与中国的金融联系。
第三，从中国-东盟到中国-泰国的金融合作，已形成多层次的协调框架。《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MIM）为区域金融稳定提供了安全网，“一带一路”倡议（BRI）引导了大规模基础设施融资，RCEP则为跨境金融交易建立了统一规则。本币结算框架（LCS）和数字金融创新（如mBridge项目）的推进，正进一步重塑区域金融生态，使东盟更紧密地融入中国的区域金融体系。
四、泰国的投资环境与金融监管
第一，泰国经济由强大的服务业（旅游）和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汽车、电子）驱动，中国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泰国国家发展战略（如“泰国4.0”、东部经济走廊“EEC”）旨在推动产业向高科技和创新转型。特别是在电动汽车（EV）领域，泰国通过EV 3.0和3.5政策，以补贴和本地化生产要求相结合的方式，成功吸引了比亚迪、长城等中国车企投资，致力于打造区域性EV制造中心。泰国的外资政策总体开放但有选择性，通过《外国人经营法》（FBA）保护敏感行业，同时通过投资促进委员会（BOI）为战略性行业提供强力激励。
第二，中泰经贸关系持续深化，中国已成为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自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ACFTA）加深了区域一体化，并强化了中泰贸易。贸易方面，双边贸易额稳步增长，中国现为泰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泰国对华贸易逆差也在扩大。RCEP标志着区域一体化的新阶段，有望加强泰国与中国在电子、汽车和绿色技术领域的投资和生产联系。
第三，外国直接投资在泰国成为区域制造业中心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自2020年以来中国成为泰国第一大投资者。中国企业在泰国的投资集中在四大领域。制造业方面，超过500家中国公司投资超过5477.6亿泰铢（约合168亿美元），创造超过15万个就业岗位，关键领域包括电动汽车、电子和半导体，以及金属、橡胶和塑料制品等配套产业。基础设施和物流方面，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对泰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和物流领域进行了重大投资。数字经济方面，中国公司正在通过投资电子商务平台、数据中心和跨境数字支付，迅速扩大其在泰国的数字影响力。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投资了旅游和房地产等产业。然而，中国企业在泰投资也面临着政策监管、市场适应、文化差异及法律合规等多重挑战。
第四，中泰金融监管框架既有趋同之处也存在显著差异。相似之处包括：两国都强调防范系统性风险，都构建了分工明确的监管架构，中央银行主导，配合专业监管机构，两国都重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差异之处包括：监管机构组织形式上，中国采用高度集中的体系，权力集中于中央，决策链条短、执行力强；泰国采用相对分散的专业化多机构体系，各机构法定独立，注重制衡与透明度。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上，中国采取国家主导下的审慎创新与选择性开放，如全面禁止加密货币但推动央行数字货币e-CNY，泰国对金融科技和数字资产持更开放态度，通过《2018年数字资产法》为加密货币提供法律依据。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上，中国实行严格资本管制，绝大多数跨境资本流动需事前审批；泰国采取“有序放开”的渐进式开放策略，大幅放宽资本流动限制，仅维持部分审慎性措施防止短期投机性资金流动。
第五，中泰金融监管合作经历了从危机应对到制度建设、从单一领域到全面覆盖的发展历程。中泰两国在证券监管领域的合作起步较早，合作层次不断深化。2023年上交所与泰交所启动指数行情互展示项目，进一步增进了两国资本市场的相互了解。银行监管合作方面， 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与泰国银行签署金融科技合作协议，在金融科技创新、联合研究、信息分享及监管合作方面建立新框架。本币结算合作方面，中泰两国的合作成果尤为突出。2021年两国央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达700亿元人民币/3700亿泰铢。2024年5月签署《关于促进双边本币交易合作框架的谅解备忘录》推动人民币与泰铢贸易结算。2025年8月再次续签人民币-泰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目标包括支持贸易与投资、强化双边金融合作、增强本币信心等。
五、中国企业出海泰国的金融需求与挑战
第一，出海泰国的中国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金融需求和挑战。在扩张初期，中国企业主要面临中国和泰国的双重监管障碍（对外投资审批、商业注册、BOI批准等），初始投资资金高度依赖母公司。在中长期业务扩张阶段，中国大型企业的金融需求转向复杂化和战略化，最关注外汇风险管理和营运资金，同时对贸易融资、长期贷款等结构化融资方案需求增加。中小企业更注重实用的运营支持，设备和资产租赁/分期需求最为突出，其次是贸易融资和现金管理，倾向于便捷灵活的金融解决方案。调研结果显示，金融机构在为在泰国的中国企业提供服务时必须采取细分化的服务策略。
第二，即使开始在泰国经营管理后，中国企业仍然在跨境资金管理方面面临重大困难。大型企业在初期扩张时的挑战是企业注册和批准的流程复杂耗时，导致初始资本注入出现延误；中长期经营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高昂的银行手续费和交易成本，以及从中国汇出资金的延迟和不确定性。中小企业的受访者将外汇管制法规视为最紧迫问题，由于现金流余地较窄和资金管理能力相对薄弱，它们容易受到监管限制和跨境支付低效的影响。虽然泰国的监管摩擦在公司成立后有所缓解，但中泰两国的结构性瓶颈持续制约着跨境资金管理效率，对中小企业的业务连续性影响尤其显著。
第三，在泰国经营的中国企业依靠多种融资渠道，不过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偏好存在差异。大型企业主要依赖具有本地便捷性和本币信贷优势的泰国商业银行，以及其母公司资金，中国银行在泰机构则提供补充支持。同时，大多数大型企业认为泰国融资成本高于中国，这促使他们在本地借贷与内部资本、母公司资金或区域资金管理安排之间寻求平衡。中小企业则更多依赖内部资金和合作伙伴关系，对正规银行贷款的依赖度较低，少部分中小企业认为泰国融资成本较高。实际数据显示中国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低于泰国，但跨境借贷面临资本流动限制和额外交易成本。泰国较高的融资成本源于四个结构性因素：高额贷款损失准备金、高昂运营成本、附加费用以及较高的资本储备水平。
第四，外汇风险管理已成为在泰中国企业的关键金融需求，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在管理手段和能力上存在巨大差距。大型企业受访者在外汇风险管理方面采取了多样化的方法，近一半选择使用远期合约、少部分使用货币互换，但仍有近一半表示未采用正式对冲策略。这一结果显示即使在融资能力强的大型企业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缺乏结构化的外汇风险管理实践。中小企业的外汇管理手段使用率极低，大部分在没有正式对冲策略的情况下运营，使其在汇率波动面前极为脆弱。制约中小企业参与外汇风险管理的三大因素是：套期保值工具成本较高、获得复杂金融产品的机会有限、以及金融素养和内部资金管理能力不足。这为金融机构创造了明显机会，包括开发简化且低成本的套期保值工具、打包式金融产品、数字化外汇平台、能力建设服务以及泰中银行联合融资机制，以支持中小企业的长期韧性和竞争力。
此外，泰国企业欢迎中国赴泰国投资，但也对中国投资大量涌入泰国带来的变化表达了担忧。一方面，泰国企业认识到中国企业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推动力，带来了新鲜资本、先进技术和全球供应链联系，强化了泰国作为区域生产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许多参与者对中国投资的快速步伐和规模所带来的竞争力和市场动态变化表达了担忧。泰国商业代表强调了三个主要担忧领域：技术差距、成本竞争力和运营效率。泰国商界领袖鼓励中国投资者通过寻求能够创造技术转移或建立中泰企业共同繁荣生态系统的伙伴关系，与泰国企业开展更多合作。
六、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机构实践与创新——以开泰银行为例
第一，全球性银行与东盟区域性银行在服务中国出海企业方面各具优势。全球性银行提供广泛的覆盖、多币种能力和标准化的服务，通过内部专家提供的全球市场知识，适合大型跨国公司。而区域性银行在为进入东盟市场的中国企业提供定制解决方案、本地化知识、文化适应性、本地货币结算和监管协调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第二，开泰银行服务中国企业的战略围绕跨境交易银行业务构建，围绕“开泰跨境通”和“Better SME: 开泰为伍，万业亨通”两大战略支柱实施。“开泰跨境通”利用开泰银行集团在中国内地、香港和东盟的区域布局，提供全面金融解决方案，包括银行基础资产管理和证券业务、结构化金融产品、结算解决方案和外汇对冲工具、银团贷款服务、增值咨询服务。通过与政府机构和贸易协会的战略伙伴关系及在中国四个重点城市的分支网络，开泰银行充当缺乏直接东盟业务覆盖的国内金融机构的管道。“Better SME：开泰为伍，万业亨通”在能力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建立财务规划、风险管理、监管合规和业务发展能力；在控制方面协助管理资金流、数据流和物流三个关键流，通过深入了解这些流更有效地定价风险并提供有竞争力的融资。这种战略二元性使开泰银行能够服务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支持中国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公司的目标。
第三，开泰银行为中国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组合和综合服务，包括传统和创新领域的解决方案。基础产品涵盖八大领域：资本获取、外汇和风险管理、支付与收款、贸易和资产租赁、商务卡、保险、数字和电子银行、跨境多币种服务。特色战略解决方案包括：银团融资便利化、新兴市场货币领导地位和更多超越银行服务。
第四，楠府沙盒项目是开泰银行在可持续金融领域的重要实践。楠府作为泰国生态最重要地区之一，近年来森林面积大幅减少，根本原因是农村家庭收入低，迫使其侵占受保护森林。楠府沙盒项目通过创新的“72:18:10”土地使用框架，将森林保护、农村经济发展（如种植高价值药用植物）和普惠金融相结合，实现了从慈善到可持续商业模式的转型。该项目不仅在多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上取得进展，还通过与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国际合作，引入先进技术，展示了金融机构如何成为系统性变革的催化剂。
第五，开泰银行积极应用金融科技推动跨境金融服务创新，支持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转型、先进机器人等高增长行业。开泰银行积极应用金融科技提升跨境服务效率，推动跨境二维码支付，并参与了数字人民币（e-CNY）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等前沿项目，探索在真实贸易场景中的应用，旨在为客户提供更高效、低成本的跨境支付解决方案。为支持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开泰银行（中国）推出“减碳挂钩贷款”计划，对实现可验证减排的企业提供更优惠融资价格。
七、前景展望与政策建议
对中国政府与监管机构的政策建议核心是从战略高度重新认识和支持企业出海。首先，需要重新审视资金跨境流动，将正常的“资金外流”与“资本外逃”区分开来。其次，完善跨境投资法规，扮演好“园丁”角色，支持并引导企业合规出海，保护海外资产安全。第三，在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扩大内需的同时加大进口力度，将中国打造成新的国际市场，推动国际经济多极化。第四，加强海外支持生态系统，鼓励贸易促进机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服务机构随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第五，赋予在中国-东盟地区拥有广泛网络的区域性金融机构更大运营自主权，使其能在标准化和透明的合规框架内预先批准常规境外汇款。第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创新，推广扩大人民币-泰铢直接结算和双边货币互换安排。第七，简化和数字化境外投资程序，建立统一的数字化平台整合各机构审批和备案要求，为小规模项目或战略性行业投资建立快速审批机制，提高效率和可预测性。
对泰国政府与监管机构的政策建议聚焦于提高监管效率和商业便利化。调查显示商业登记和BOI审批流程耗时是中国企业进入泰国市场的最紧迫障碍之一。为提高效率并更好地与区域实践接轨，泰国可考虑：第一，建立固定服务水平协议，探索承诺明确的处理时限。第二，扩大数字化提交和电子申报系统，开发一个连接商业发展部、税务部门和投资促进委员会职能的统一在线平台。第三，为优先行业引入“绿色通道”机制，可以试行针对战略性行业的加速审批程序。第四，加强跨机构协调，减少重复的合规审查和文件提交。
对其他国家政府机构而言，需要在承接中国企业出海过程中平衡机遇与挑战。中国企业集群式产业链出海可能会对东道国产生一定的冲击，但长远看拒绝也意味着可能失去产业升级机会。中国企业能够带来产能、先进生产技术、完善的产业链和高效率的产业链协同能力。各国需根据自身现状平衡好社会稳定和引进中国企业的节奏，设计有效机制引导中国企业融入当地社会，促进相互赋能，加强政府间协调，打造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第三极，利用中国技术加快区域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利用中国技术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和绿色经济,将东盟打造成绿色发展的先进区域，加强中国和东盟政府间、监管间的沟通协同，打造畅通活跃的区域金融市场。
对中国出海企业而言，需要做好市场融入、文化适应、形象提升和合规管理等多个方面。第一，积极融入当地市场，在产品销售端深入研究东道国消费者需求，在生产端积极帮助东道国提升本地供应链水平。第二，深度文化融入，在宗教礼仪、管理方式、劳工关系等多个层面实现深度适应，摒弃“一刀切”管理模式。第三，全面提升企业形象，在技术创新、管理水平、社会责任、员工福利保障等维度实现提升。第四，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注重合规管理，深入研究东道国法律法规体系。第五，加强地缘政治风险管控，制定详细应急预案和危机管理机制。第六，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应该充当生态建设者，而非仅仅是竞争者。第七，重视中小企业合作需求。第八，优化融资组合。第九，专业化外汇管理。第十，积极参与商业社群。
对中泰两国金融机构提出系统性创新建议，推动跨境金融服务能力提升。
对中国金融机构提出如下建议：第一，中国金融行业的管理部门需要从宏观金融管理角度，统筹内外管理跨境资金流动。第二，将上海建成出海企业服务中心。第三，有境外机构的大型金融企业构建服务企业出海的境内外综合服务体系。第四，中小金融机构与大型金融机构合作共建服务企业出海金融服务链。
对泰国金融机构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推进泰国在跨境支付创新中的作用，积极参与mBridge项目。第二，加快金融机构参与新支付平台，如扩大对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参与等。第三，促进中泰金融合作，探索与中国的银行建立更深入合作关系。第四，促进投资和中小企业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