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企业出海白皮书——中泰合作视角下的机遇与挑战
摘要
本课题系统研究了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特征与新趋势，特别是以中泰合作为视角，探究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课题分为七章，从宏观背景、中国企业出海特征、区域投资环境、国别案例分析、企业金融需求、金融机构实践以及政策建议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
一、研究背景
当前，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格局正面临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正面临增长放缓、贸易不确定性增大及外国直接投资回落的严峻挑战。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全球合作机制衰落、多边贸易体系面临结构性变化，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
中美经贸与地缘政治关系进入新时期。特别是在当前的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显著升级了经济工具的使用，将关税、技术管制、投资审查等作为对华施压的核心手段，形成了多维度的“经济武器库”。
在此背景下，东盟市场凭借其独特的战略价值和区位优势，成为全球投资的焦点。东盟地区近年来保持着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速，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额持续增长。东盟拥有约6.9亿总人口和年轻化的人口结构，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巨大的消费潜力。作为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战略枢纽，东盟在大国博弈中采取巧妙的平衡策略，最大化自身利益，并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缓冲区”。
中国企业本轮出海的浪潮，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课题总结了中国企业出海的四大核心逻辑。一是“中国+1”策略。二是规避关税壁垒。三是国内竞争压力。四是产业发展规律。
二、中国企业出海的变化特征
尽管面临复杂外部环境，中国出口贸易在总量上依然保持韧性，但出口目的地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对美出口占比明显下降，而东盟市场快速崛起，自2022年起已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越南、墨西哥等经济体扮演了“纽带”角色，承接来自中国的出口，再将其加工或转口至美国，形成了间接的贸易通路。
整体来看中国制造业出海投资呈现出明确的复苏趋势，“新三样”绿地投资引领出海热潮。“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行业成为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出海投资的核心支撑，主要流向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欧洲（匈牙利）和北非（摩洛哥）。
同时，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日益密切，中泰经贸合作也呈现出全方位深化发展的良好态势。在贸易层面，东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投资层面，中国对东盟的制造业投资呈现出明显的产业专业化特征，“新三样”产业成为投资重点。
三、东盟的投资环境与金融监管
东盟积极推进经济一体化、包容性发展和投资环境自由化。东盟在推动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尤其在关税自由化方面，平均98.6%的关税细目已被取消，下一个挑战在于解决不一致的标准、许可规则和行政拖延等非关税壁垒（NTBs）。投资政策方面，《东盟全面投资协议》（ACIA）为区域投资提供了法律保障，使东盟成为全球FDI的热点，投资结构也变得更加多元。
东盟的金融一体化稳步推进，但实施不平衡持续制约其充分发挥潜力，跨境支付系统领域进展显著。以泰国的PromptPay、新加坡的PayNow、印尼的QRIS等为代表的即时支付平台，通过“区域支付连接”（RPC）倡议实现了基于二维码的本币实时支付，这些支付创新还支持了东盟逐步去美元化和深化与中国的金融联系。
从中国-东盟到中国-泰国的金融合作，已形成多层次的协调框架。《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MIM）为区域金融稳定提供了安全网，“一带一路”倡议（BRI）引导了大规模基础设施融资，RCEP则为跨境金融交易建立了统一规则。
四、泰国的投资环境与金融监管
泰国经济由强大的服务业（旅游）和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汽车、电子）驱动，中国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泰国的外资政策总体开放但有选择性，通过《外国人经营法》（FBA）保护敏感行业，同时通过投资促进委员会（BOI）为战略性行业提供强力激励。
中泰经贸关系持续深化，中国已成为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自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ACFTA）加深了区域一体化，并强化了中泰贸易。贸易方面，双边贸易额稳步增长，中国现为泰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泰国对华贸易逆差也在扩大。
外国直接投资在泰国成为区域制造业中心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自2020年以来中国成为泰国第一大投资者。中国企业在泰国的投资集中在四大领域。制造业方面，超过500家中国公司投资超过5477.6亿泰铢（约合168亿美元），创造超过15万个就业岗位，关键领域包括电动汽车、电子和半导体，以及金属、橡胶和塑料制品等配套产业。此外还有基础设施和物流、数字经济、旅游和房地产等产业。然而，中国企业在泰投资也面临着政策监管、市场适应、文化差异及法律合规等多重挑战。
中泰金融监管框架既有趋同之处也存在显著差异。相似之处包括：两国都强调防范系统性风险，都构建了分工明确的监管架构，中央银行主导，配合专业监管机构，两国都重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差异之处包括：监管机构组织形式上，中国采用高度集中的体系；泰国采用相对分散的专业化多机构体系。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上，中国采取国家主导下的审慎创新与选择性开放，泰国对金融科技和数字资产持更开放态度。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上，中国实行严格资本管制；泰国采取“有序放开”的渐进式开放策略。
五、中国企业出海泰国的金融需求与挑战
出海泰国的中国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金融需求和挑战。在扩张初期，中国企业主要面临中国和泰国的双重监管障碍，初始投资资金高度依赖母公司。在中长期业务扩张阶段，中国大型企业的金融需求转向复杂化和战略化，最关注外汇风险管理和营运资金。中小企业更注重实用的运营支持，设备和资产租赁/分期需求最为突出。
即使开始在泰国经营管理后，中国企业仍然在跨境资金管理方面面临重大困难。大型企业在初期扩张时的挑战是企业注册和批准的流程复杂耗时，导致初始资本注入出现延误；中长期经营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高昂的银行手续费和交易成本，以及从中国汇出资金的延迟和不确定性。中小企业的受访者将外汇管制法规视为最紧迫问题。
在泰国经营的中国企业依靠多种融资渠道，不过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偏好存在差异。大型企业主要依赖具有本地便捷性和本币信贷优势的泰国商业银行，以及其母公司资金，中国银行在泰机构则提供补充支持。中小企业则更多依赖内部资金和合作伙伴关系，对正规银行贷款的依赖度较低。
外汇风险管理已成为在泰中国企业的关键金融需求，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在管理手段和能力上存在巨大差距。大型企业受访者在外汇风险管理方面采取了多样化的方法，近一半选择使用远期合约、少部分使用货币互换，但仍有近一半表示未采用正式对冲策略。中小企业的外汇管理手段使用率极低，大部分在没有正式对冲策略的情况下运营，使其在汇率波动面前极为脆弱。
此外，泰国企业欢迎中国赴泰国投资，但也对中国投资大量涌入泰国带来的变化表达了担忧。一方面，泰国企业认识到中国企业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推动力，带来了新鲜资本、先进技术和全球供应链联系，强化了泰国作为区域生产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许多参与者对中国投资的快速步伐和规模所带来的竞争力和市场动态变化表达了担忧。泰国商界领袖鼓励中国投资者通过寻求能够创造技术转移或建立中泰企业共同繁荣生态系统的伙伴关系，与泰国企业开展更多合作。
六、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机构实践与创新——以开泰银行为例
全球性银行与东盟区域性银行在服务中国出海企业方面各具优势。全球性银行提供广泛的覆盖、多币种能力和标准化的服务，通过内部专家提供的全球市场知识，适合大型跨国公司。而区域性银行在为进入东盟市场的中国企业提供定制解决方案、本地化知识、文化适应性、本地货币结算和监管协调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开泰银行服务中国企业的战略围绕跨境交易银行业务构建，围绕两大战略支柱实施。“开泰跨境通”利用开泰银行集团在中国内地、香港和东盟的区域布局，提供全面金融解决方案。“Better SME：开泰为伍，万业亨通”在能力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建立财务规划、风险管理、监管合规和业务发展能力；在控制方面协助管理资金流、数据流和物流三个关键流，通过深入了解这些流更有效地定价风险并提供有竞争力的融资。
开泰银行为中国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组合和综合服务，包括传统和创新领域的解决方案。基础产品涵盖八大领域：资本获取、外汇和风险管理、支付与收款、贸易和资产租赁、商务卡、保险、数字和电子银行、跨境多币种服务。特色战略解决方案包括：银团融资便利化、新兴市场货币领导地位和更多超越银行服务。
七、前景展望与政策建议
对中国政府与监管机构，建议从战略高度重新认识和支持企业出海，重新审视资金跨境流动，完善跨境投资法规，加强海外支持生态系统，赋予区域性金融机构更大运营自主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创新，简化和数字化境外投资审批程序。
对泰国政府与监管机构，建议提高监管效率和商业便利化，建立固定服务水平协议，扩大数字化提交和电子申报系统，为优先行业引入“绿色通道”机制，加强跨机构协调。
对中国出海企业，建议做好市场融入、文化适应、形象提升和合规管理，积极融入当地市场，深度文化融入，全面提升企业形象，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加强地缘政治风险管控，充当生态建设者，重视中小企业合作需求，优化融资组合，专业化外汇管理。
对中泰两国金融机构，建议推动跨境金融服务能力提升。中国金融机构需要统筹内外管理跨境资金流动，将上海建成出海企业服务中心，构建境内外综合服务体系。泰国金融机构应推进跨境支付创新，加快参与新支付平台，促进中泰金融合作，促进投资和中小企业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