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序

爱因斯坦在谈到物理学理论的发展时指出：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是由概念和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有效的基本原理（亦称基本假设、基本公设、基本定律等），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这三者所构成。其实成熟学科的结构都大体如此。

而教科书则是一个成熟学科体系的概要，要掌握某个学科体系，自然要从教科书入手。对于经济学领域的工作者来说，经济学教科书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个人的体会是：在从事学术研究的不同阶段，重温旧教科书，学习新教科书，对不同版本的教科书进行比较，是一个需要持续终生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在商务印书馆的组织下翻译了大量西方古典名著，包括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欧根·冯·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在我的记忆中，当时能够看到且可以勉强称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大概只有一本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

马克思对于认为他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规律出发，“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的评价十分欣赏，对他“没有为未来食堂开出调味单”的批评则嗤之以鼻。“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青年把经济现象看作是哲学和历史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因而把理解经济现象看作是实现“由自在到自为”转变的必要条件。对于他们来说，学习经济学仅仅是为了满足思辨的需要，同改造经济现实并无关系。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呼之欲出，人们对经济理论的兴趣已经不再基于哲学思辨和上升到“自由王国”的愿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管理（国家和企业层面的管理）开始成为经济学工作者主要的关注对象。部分思想青年也告别了“冥思的武断”，开始学习旨在“为未来食堂开出调味单”的西方经济学。

在这个时期，高鸿业先生翻译的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所著《经济学》（第十版）的出版使中国青年首次接触到标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1980年以来，包括各个细分领域、深浅程度不同、各有特色的西方经济学教课书陆续在国内翻译出版，使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和学者得以比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学。

就宏观经济学而言，流传较广的教科书还包括雷诺兹的《宏观经济学：分析和政策》，多恩布什、费希尔和斯塔兹的《宏观经济学》，曼昆的《宏观经济学》，巴罗的《宏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威廉森的《宏观经济学》，琼斯的《宏观经济学》，米什金的《宏观经济学：政策与实践》，亚伯、伯南克和克劳肖的《宏观经济学》，克鲁格曼和韦尔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罗默的《高级宏观经济学》等。在这些教科书中，我个人受益最多的中级教程是多恩布什、费希尔和斯塔兹的《宏观经济学》。

既然我们已经翻译了大量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徐奇渊等翻译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有何特别之处呢？

首先，该书的四位作者——阿格尼丝·贝纳西-奎里、贝努瓦·科尔、皮埃尔·雅克和让·皮萨尼-费里，都是享誉国际的顶尖法国经济学家。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长期任职于法国的重要高校和研究机构，而且都长期参与政府经济决策。

例如，阿格尼丝·贝纳西-奎里目前是法国中央银行副行长，过去曾经相继担任法国财政部首席经济学家和法国总理经济分析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是法国总理顾问）。让·皮萨尼-费里曾任法国财政部长顾问和法国总理经济分析委员会主席，法国总理政策计划委员会召集人（commissioner-general），以及欧盟重要的经济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的所长。他们的权威性毋庸置疑。我个人与他们相识也有二十余年。

其次，国内出版的西方经济教科书主要是标准的经济理论教科书，而以经济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学教科书则非常少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逐步完善和经济开放度的逐步加深，中国对宏观经济调控精准性的要求日益提高。我们不仅需要了解相关的一般理论，而且需要了解许多细节，对于经济政策制定和研究工作者来说更是如此。《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正好满足了我们的这一需要。

布兰查德在该书的序中提到，他和斯坦利·费希尔的教材侧重介绍逻辑和模型本身，而不是其具体应用，诚如斯言，“没有事实作为基础的理论，将会过于简单，而且毫无用武之地。”

我以为，通过40余年的研究和消化，对于中国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和经济智囊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如何进一步跟踪西方的新潮理论，建立复杂甚至华而不实的数学模型，而是具体、深入地了解西方政府是如何根据它们本国国情制定经济政策的，以及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哪些经验教训。

在某种意义上，《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本政策手册。正如作者所告诉我们的：学习这本书对读者要求不高。他们以事实作为出发点，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引入理论，并且把公式都放在了延伸阅读中。对于实务工作者、观察家们，这本书有助于其理解现实中的政策问题以及相关的讨论；比较熟悉模型理论的研究生，也可以从本书中学到如何将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与具体的政策发展联系在一起。顺便指出，本书的作者中有几位拥有数学学位。

我感觉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力图把清晰的理论表述、严格的数学推导、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最新的政策实践结合起来，以满足各种不同类型读者的需要。

《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出了一系列对中国非常重要的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信息和观点。以财政政策为例：

• 时至2000年，政策制定者的共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没有多大空间。但几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机使财政政策再次成为决策者关注的焦点，几乎所有最大的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都执行了重大的财政刺激政策。在随后的几年中，在需求低迷、通货紧缩压力上升和接近零利息率的背景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重新得到积极评价。

• 赤字融资的方式包括债券融资、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借款（或拖欠供应商货款和公职人员工资支付形成隐形债务）和向中央银行借款（“货币创造”）。根据IMF数据，处于平均水平（中位数）的国家的债券融资占融资总额的68%、借款占22.5%、应付款占8.4%。

• 应该将总债务同扣除政府资产后的净债务区分开来。如果不做此区分，债务的严重性会被夸大。

• 政府债务并不需要全部偿还，因为它可以从一代传到下一代。不仅如此，真正重要的不是名义债务水平/GDP而是债务/GDP，因为后者构成了广义税基。相同的负债率对于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率不同的国家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高实际增长和高通胀可以减轻债务负担，使债务变得更可持续。只要名义GDP增速大于名义利息率，债务就是可持续的。

• 中央银行持有政府债券（央行资产），作为货币（央行负债）的对应物。中央银行为了给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会从商业银行购买政府债券。但这一机制与财政赤字的直接货币化不同，因为中央银行并非根据政府的指令购买债券，所购买国债的数量完全出自货币政策考虑，而同财政政策无关。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了（财政）赤字率不能超过3%、政府债务/GDP不能超过60%。在该条约签订的1992年，制定者假设欧洲国家的年度平均名义GDP增速为5%（实际GDP增速为3%，通货膨胀率为2%）。如果赤字率为3%，名义GDP增速为5%，则可证明政府债务/GDP的极限值为60%。三者的关系为3%=5%×60%。其中赤字率上限3%称为债务稳定赤字（debt-stabilizingdeficit）。在假定名义GDP增速为5%的条件下，如果财政赤字/GDP超过3%，政府债务/GDP最终就会超过60%；反之亦然。可见，财政赤字率不超过3%和政府债务/GDP不超过60%的财政规则是假定GDP名义增速为5%情况下的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制定这个规则是为了保证政府债务长期可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把3%和60%作为上限的前提是：名义GDP增速不超过5%。如果一国名义GDP增速超过5%，3%的上限是可以上调的。

• 货币政策的支持将能加强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如果充分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在财政扩张情况下使利息率保持不变，财政扩张将能取得财政乘数最大化的结果。

• 财政政策空间取决于实际利息率和经济增长率之差。两者之差越大，财政政策空间越小，反之亦然。

• 所谓财政规则，是指一些以法律形式规定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遵循的有关预算的数量指标，例如中央政府一般公共预算对GDP之比、国债对GDP之比等指标。制定财政规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抑制各级政府的短期行为。但是，这些规则的成功是有限的，以至前欧洲理事会主席普罗迪称《欧洲财政公约》（European FiscalPack）是“愚蠢的”。

《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对于货币政策的讨论也十分具有参考价值。其中包括：

• 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宏观经济稳定，但也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功能。例如，降息导致存款者收入减少，却有利于借款者。

• 货币政策主要做两件事：确定央行流动性（centralbank liquidity） 的价格和数量。所谓央行流动性，是指央行创造的基础货币（准备金+流通中的货币）。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创造和消灭流动性以确保支付系统的平稳运行和流动性价格的稳定。中央银行也可以改变流动性的价格，从而影响整个利息率体系和金融资产价格。欧洲中央银行改变银行间拆借市场流动性的操作被称为再融资操作（refinancingoperations）。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OMOs）主要是通过买卖（outrightpurchase）或回购（repos）证券（国债或其他资产）来影响联邦基金利息率。同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不同，欧洲中央银行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短期贷款的拍卖来控制流动性的价格（利息率）和数量。2008年之后，欧洲中央银行采取了给定利息率不限量拍卖的形式为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

•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很久，大多数西方中央银行就已把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最终目标（美国还考虑就业）。传统教科书告诉我们，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是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基准利息率两个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以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但它们实际早就不再把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不再把广义货币的增速同名义GDP增速相联系。

• 货币供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影响货币创造的主要驱动力是商业银行基于盈利动机的贷款行为。在通货紧缩时期，由于缺乏可以盈利的投资项目，即便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不受限制地为银行间拆借市场提供流动性，即便中央银行大幅度降低准备金率，甚至取消法定准备金要求，商业银行也不会明显增加贷款。事实上，商业银行会把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创造的准备金转化为超额准备金。例如，尽管2020年3月后，美国已经取消了准备金要求，但2021年9月存款机构的储备货币（Reserves of Depository Institutions）仍超过4万亿美元，占银行总资产的19%。

• 西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唯一中间目标是货币市场基准利息率，在美国是联邦基金利息率，在欧元区是欧元隔夜拆借平均利率 （Euro Over-Night Index Average, EONIA）。

•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相继实施了零利息率。《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将来可能会更为频繁，因为在未来，“自然利息率”可能将处于极低水平。所谓自然利息率，是指同充分就业产出水平相一致的使储蓄和投资实现平衡的利息率水平。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由于技术进步和人口老龄化等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发达国家的自然利息率一直在下降，现在已经接近零的水平。

• 正统理论认为，中央银行只能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且购买的目的必须是执行特定货币政策。《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的观点则是：市场对高负债政府的信心可能是建立在中央银行将充当“档球网”的能力和意愿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在国债销售不畅、国债收益率急剧上升、经济面临衰退的极端情况下，必须让市场相信，中央银行将会出手购买国债。事实上，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正是因为欧洲中央银行发出将会买入全部剩余国债的明确信号，欧洲才最终得以避免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严重灾难。

• 长期以来，中央银行都在纠结是否应该把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纠结货币政策应该致力于资产泡沫崩溃后的经济重振，还是在事前通过提高利息率刺破资产泡沫。

• 高杠杆率和资产价格长期高于其经济价值是所有金融危机的共同特征。金融危机的前奏往往是金融中介机构的扩表，而为房地产或金融资产投资提供融资的债务的增加使扩表得以持续。房地产和金融资产投资需求的增加导致房地产和金融资产价格上升，并进而导致抵押品价格的上升，后者反过来又使债务得以进一步增加。这一正反馈过程往往伴随着信贷标准的下降。由于资产价格和未来现金流脱节，市场情绪会突然发生转变，投资者开始出售资产，资产泡沫崩溃。

• 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只有利息率这一种政策工具，因而不应该让货币政策再承担维持广义金融稳定的目标。不仅如此，金融不稳定往往源于某一特定部门，特别是房地产部门。稳定特定部门的资产价格需要使用专门的政策工具、需要多部门的协调。大多数宏观审慎政策是针对银行个体的，因而需要同银行监管机构协调。宏观审慎政策就其性质而言是逆周期的。但面对系统性风险，银行监管机构会本能地要求银行增加资本金和流动资金，而这些要求却是顺周期的。

•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包括的工具可被分为三大类：针对银行资产方的工具（如按揭抵押贷款/房地产价值和债务/收入的最高限等）、针对银行负债方的资本金和流动性工具（“资本缓冲”和“流动性缓冲”）、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管理指标。此外，税收和非金融的监管措施也是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

• 总体而言，大多数中央银行现在的共识是：应该事前预防资产泡沫，但是用于预防资产泡沫的政策工具应该是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而不是货币政策工具。为了避免运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引起的“逆周期”和“顺周期”之间的矛盾，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设计不受不同周期阶段影响（throughthecycle）的审慎工具，以避免经济形势好时积累风险，经济形势不好时使情况变得更糟。

应该指出，可能是因为出版时间的关系，《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对一些操作性细节的描述可能已经过时。例如，《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对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与欧洲中央银行的再融资操作做了详细的对比。但《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对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的描述只适用于2020年3月之前。美联储在2020年3月废除了准备金要求（法定准备金率为零）。联邦基金利息率（市场基准利息率）不再是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而主要是通过调整准备金利息率（IORB）来决定的。关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最新变化，可参看缪延亮的《信心的博弈：现代中央银行与宏观经济》。

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外，《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对宏观经济学所涉及的其他领域都有详尽的讨论。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不难猜想，大学经济系的老师们肯定会为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出一份详尽的书单。我以为，应该在这份书单中加上这本《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我相信，从事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学者和政府研究部门的智囊们也会从仔细阅读这本“经济政策手册”中获益。

翻译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投入”与“产出”的比例是十分不对称的。没有对事业的热爱、没有贡献精神、没有专业精神，经济学者特别是青年经济学者是不会献身于翻译工作的。徐奇渊团队为本书的翻译投入了巨大努力。他们的敬业精神值得高度赞扬。

祝贺《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中译本的再版。

作者余永定系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本文为作者为《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中译版再版所作序言，经出版方授权发表。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