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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稳健创新化解中国经济不可能三角困局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 钟伟 [ 2013-10-12 ] 共有0条点评

  国际经济学中存在着“不可能的三角”,即在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项目管制和固定汇率制这三大政策目标中,政府只能取其二而舍弃第三个政策目标。例如,目前中国资本项目仍然存在实质性管制,汇率弹性也有待改善,这就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较大局限,集中体现在外汇占款难以调控和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上。这也叫“克鲁格曼三角”。

  在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中,似乎也存在着类似的“不可能的三角”,即中国政府很难同时达到稳增长、控通胀和调结构这三大目标。在追求较快增长和较低通胀时,结构调整的进程将相对迟缓;在追求较快增长和大力推进结构改革时,则容易陷入通胀或通缩;在追求较低通胀和较快结构改革时,则增长容易大起大落。当下的中国经济似乎越来越明显地受制于这个“不可能的三角”困局之中。

  如何化解这样的三角困局?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给中国的药方是“临时性硬着陆”,即对中国宏观经济不刺激和趋杠杆的同时,全面加速结构转型,容忍经济增速的大幅度下滑。一些研究认为为此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暂时降至3%-5%,然后再度起飞至8%以上。这种观点带来了很大争议。我认为中国并不需要此类和休克疗法接近的做法,中国依然存在着较大潜力和较稳健措施,来破解“不可能的三角”困局。

  第一,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已明显收敛。从2010年下半年至今,中国经济增长在持续失速,这导致国内外舆论一度极其悲观。这种失速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中国经济体量已是全球第二,而2009、2010年的增速带有明显的过热倾向,增速下行是自然和理性的。今后数十年,中国经济体量和质量仍将导致自然增长率的持续缓缓下行。另一种原因则是宏观刺激政策的持续退出,导致了增速的周期下行。应对次贷危机的刺激措施得失参半,宏观政策从刺激转向中性已持续至今3年多,由此带来的周期性下行压力,目前大致释放完毕。结合这两种力量,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5-8年,中国经济自身的韧性,和政府调控的回旋余地,可以使经济增长稳定在7%-8%的区间。“临时硬着陆”容易摧毁信心后的一盘散沙,导致着陆容易起飞难,属于多余而危险的政策陷阱。

  第二,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正能量和斡旋余地相当大。勿庸置疑未来中国经济的命运系于改革,同时改革开放仍有很大空间。例如从政府到居民的巨额储蓄,使我们有能力为局部的激进改革买单。例如在中国,深化要素市场体系改革,优化要素配置余地颇大。例如产业升级,次贷危机后美国的结构调整是很好的参考系。例如人口红利,不能忽视的是,仅从水稻和小麦等粮食生产上逐步游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就有1.5亿人。这些从悲观面看是问题,从乐观面看是潜力。尽管次贷危机后,促改革和调结构有所延误,但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下来的正能量,使中国如同二战后的美国,具备了有条不紊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雄厚基础。

  第三,结构调整的进退节奏取决于创新进程。如果制度、产业和技术创新的进展快,那么传统和落后产业退出、收缩甚至淘汰的节奏也快。库存出清可以依赖市场机制强行快速推进,但调结构需要先探索出新路,才能逐步摆脱走老路的惯性。急切地将产能去化进程设定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很可能生死两茫茫。目前在中国,过剩的是产能,稀缺的是创新,创新活力直接决定了结构转型的进程,而不是相反,或者说必须等待新兴产业的崛起为企业家提供新舞台,并迫使落后产能被迫兼并破产,迫使其释放其低效占用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资源,为新兴产业所掠食。在创新方面,则以顶层设计为特征的体制创新,应置于优先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地位。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不乏散点状的技术创新,但制度和产业创新仍匮乏,这决定了调结构是艰巨漫长的过程,并非调整了有色、钢铁、船舶、煤炭、水泥、铁合金的产能,新兴产业就会自动雨后春笋般涌现。

  第四,投资仍是主角,只是换了旋律。硬的和软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仍极其重要。令人困惑的是,同样作为内需,为什么投资通常遭遇批评,而消费则得到赞扬。投资中有受行政权力影响的不当投资,消费中也有类似的畸形消费。中国是一个公共政策尚待完善,公共产品和服务覆盖不均的大国。指向新增产能的政府投资也许是可疑的,但指向交通、物流、信息、生态、教育、医疗、养老、艺术等的公共品投资仍有很大余地。人们对环境、社会保障和教育的抱怨是明显的证据。从硬的投资来说,信息骨干网络、陆海空联动的交通枢纽和骨干网络建设仍然不足;从软的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城镇化甚至就是公民权利的均等化,是市民和农民应当享有同样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人”的城镇化。如果投资是政府在履行公共财政的义务,而不是越位代行企业家的膨胀冲动的话,投资仍将在未来扮演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角。

  不仅如此,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对外投资潜力尤其巨大,在非洲、中亚,和东盟的基础设施投资都将日益显著地推动区域经贸和投资一体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对外投资,和“马歇尔计划”有显著不同,马歇尔计划是二战后,作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为塑造以自身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对复兴欧洲而作出的贡献,该计划绝大多数为赠款。而中国的对外投资,则是仍然是作为发展中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向覆盖全球接近50%的、经济发展不足的区域进行的共赢努力,这和马歇尔计划的背景、目的和覆盖面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需要继续重视投资,而不是忽视甚至歧视自身的这种可贵能力。几乎全球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中国的高速铁路和公路网,而中国自身更多地看到的却是和项目伴随的腐败或收费问题。很可能错过了目前的关键机遇期,等国民储蓄率加速下行时,这样的投资能力将不再具备。

  第五,消费着眼长远,最宜顺其自然。消费往往得到过多赞美。在我看来,储蓄、节俭和克制是人类用永恒的美德。负债、奢靡和放纵总会让人类迷失。因此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什么角色,应顺其自然,毕竟消费基本上是私人部门的行为,政府消费不是主角。人活着有多幸福,可能更多地体现在活得长久,健康,和谐和品味等质量上,而不是吃穿住行所耗用的金钱数量上。反之,过度强调消费,则往往是一些民主国家的国民逐渐懒惰,最终要么走向债务危机要么走向社会动荡的根源。在这一点上,传统的重商主义也许在今天并虽被忽视却未失去光彩。

  第六,外贸注重创新,不宜固守定势。外资外贸对中国经济而言不可或缺,但在资金方面,中国逐步从引资国转型为投资国,在外贸方面,则从WTO得到的开放红利逐步减少。也许我们需要更宽阔的胸襟。例如对美国重返亚太,建立跨太平洋或大西洋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可否考虑以开放和探索的姿态尽早参与?这不仅是因为多哈回合令人失望,不仅因为美国可能具备引领全球贸易新规则的动力和潜力,也是中国受限于东亚贸易自由化的内部矛盾和裂痕深而复杂,如果我们自信地看到美国加中国的确将主导未来全球经济秩序,则中国加入TPP也未尝不可想象。例如,从东盟进口水稻等农产品,既凝聚了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也节约和国内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甚至部分东盟国家因其对华农产品蓬勃,而导致其农业产业化加速,在新兴工业化方面和中国的竞争则可能弱化。一些部委以利用外资数、外贸总额数沾沾自喜的时代应该终结了。

  回到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可能的三角”困局,应该对类似休克疗法的,大破之后自然有大立的说法持一份警惕。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仍将缓缓下滑,但这既不是危机更不是末日。我们应该有自信,看到改革开放积累的家底,珍惜创新尤其是制度创新,调整结构尤其是淘汰落后产能,重视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均等化的投资,对消费和外贸进行谨慎的重新审视。未来中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机遇期,创新是打破“不可能的三角”的利器,略微低一些的增速,略微高一些的通胀,尽量快一些的结构调整,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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