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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趋势下行的逻辑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张斌 [ 2013-10-15 ] 共有0条点评

  导读:经济结构变化的逆转会降低要素参与率与生产率。短期,通过改善刺激政策手段可以尽可能在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之间取得平衡。长期,政府职能改革是化解两难困境的唯一出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经济结构出现了转折性变化。从产业构成、需求方构成、最终产品构成以及中间产品构成等多角度的结构性指标来看,所有指标都有一个共同指向:经济活动重心不断向工业部门集中的趋势在危机前后发生了逆转,危机之前的工业部门比重持续提高,危机之后是趋势下降。造成这种逆转的直接原因是外部需求和贸易顺差下降,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内工业品部门扩张速度的萎缩。

  如何理解上述经济结构变化的逆转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影响呢?先谈一下对经济增长过程的理解。经济增长过程依赖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要素禀赋,比如劳动(人口年龄结构和教育程度)、资本、土地,这是传统增长理论关心的问题。二是要素参与率,即给定要素禀赋,有多少要素能参加到经济活动当中,劳动参与率、失业率、产能利用率是与此相关的指标,这是经济周期理论关心的问题。三是要素生产率,即给定要素投入,能带来多大产出的增长,这是生产技术问题,也是传统增长理论关心的问题。上述经济结构变化的逆转,主要影响的是要素参与率与要素生产率。

经济结构变化逆转降低要素参与率与生产率

  经济结构变化的逆转会降低要素参与率。要素参与率取决于市场完善的程度,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全部要素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垄断程度比较严重的市场结构下,要素单靠市场力量得不到充分利用。更具体地说,如果把完全竞争市场作为参照物,垄断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均衡会在更低的产出水平和更高的价格水平上达成均衡。表面上看经济运行出现需求不足,实质是市场缺陷。就中国情况而言,工业部门的80%以上是制造业,属于高度市场化部门,服务业50%以上给行政力量垄断,属于垄断竞争部门。如果工业部门比重不断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意味着经济整体的市场化程度降低,内生的要素参与率与增长率下降。这种下降过程中,资源闲置,伴随着福利损失。近年来,产能过剩现象的加剧、PMI的就业压力的趋势性增加,都体现了要素参与率下降压力。

  经济结构变化的逆转会降低要素生产率。整体比较而言,工业部门技术进步空间大于服务业部门,特别是对处于赶超阶段的国家更是如此。工业部门更容易取得技术进步,其一,国外有现成的标准化技术可供参考和学习;其二,工业品部门生产技术标准化程度较高,易于学习和模仿,也易于推广;其三,可借助国外直接投资或者技术引进,快速弥补生产和经营过程当中的关键缺陷;其四,较多的工业部门规模经济优势明显;其五,具有天然的融资优势,可借助资本深化过程快速提升技术水平(技术依附在资本身上)。工业部门更容易获得融资支持,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业部门扩张往往是复制已有的较为标准化的生产模式,投资失败率较低;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出口订单等等都能给银行做抵押品。即便是相对落后的金融体制,也基本能够满足工业部门的融资需求。就中国情况而言,结构转型会伴随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的统计,2000-2007年期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4.86%,2009-2011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2.34%。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

 
 
数据来源:Conference Board

中国经济决策面临的短期与长期选择

  这种背景下,如何应对?短期内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两难选择是刺激不刺激?选择刺激,能提高要素参与率和增长率,但是可能会牺牲要素生产率,很大的一个副产品是金融杠杆率和坏账率的持续提高,未来难免金融市场动荡。不刺激,有利于保障要素生产率。但是,在诸多服务业部门还普遍存在垄断力量的市场格局下,市场机制不足以产生有效的要素投入机会,要素利用率会下降。不采取经济刺激措施的情境下,短期内经济增速显著下降,劳动力市场压力和产能过剩压力严重,金融杠杆率会因为收入的下降而被动提高,但是提高的幅度低于前者。

  两害相权取其轻。短期内,通过改善刺激政策手段,能够尽可能地在要素参与率与要素生产率之间取得平衡,在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之间取得平衡。适当的刺激政策应该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标准:有效地提高需求水平,特别是增加就业机会;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尽可能地减少对其他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看好大城市的城中村改造,地下网管基础设施改造,增强对现有公共基础设施的维护等。

  中长期内,政府职能改革是化解两难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必选项。适当的政府职能改革措施应该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标准:有效地降低由于管制带来的效率损失,从中长期内改善了要素参与率与要素生产率;不会带来大面积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真空;不会显著降低宏观当局对抗内、外各种冲击的政策空间。以上几个标准下,浮在面上、没有切实减少政府管制措施的改革不可取,特别是需要避免减少部分管制的同时增加了其他类型的管制;全面铺开、一蹴而就的改革不可取;改革期间各种内外部冲击会更加频繁,适当保持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能力是必不可少的防火墙。从过去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集中精力、分步推进的局部市场化改革更容易取得成效。最值得推荐的是一届政府重点做1-2项重要的部门改革。

(作者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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