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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失衡中的平衡术
曹理达、周慧兰 [ 2009-10-26 ] 共有0条点评

全球失序下的中国路线

  今年前三个季度,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产品发起了88起贸易救济的调查,总金额约达102亿美元。以今年的数据为基准,中国无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受反倾销打击最大的对象。另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在中国所遭遇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的所有案件中,除了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16起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反倾销投诉均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其中印度第一,巴西第二。

  对于这一现象,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先生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在其他国家完成生产加工的产品最终都需要在中国完成最后的组装。而反倾销恰恰针对的是最终环节的出口方,中国自然成了被打击的目标”。那么,形形色色的贸易摩擦背后所折射的,已不再仅仅是中国与美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纠纷,更重要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型经济发展模式,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储蓄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矛盾与冲突。它背后所隐含的假设前提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消费是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出口国竞相争夺的阵地。那么,当美国及其他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减缓,庞大的消费需求难以为继的时候,出口最多的国家便无可避免地成了众矢之的。特别是在政客政治的背景下,这更容易成为各国用来回避国内矛盾的主要说词。

  但是,贸易摩擦的动因显然并不像表象所呈现得这么简单。首先,出口带给中国的贸易增长与效益增长并不同步。今年3月份以来中国的出口正显现出明显好转的迹象,出口值已是连续第7个月增长,且增幅有扩大的趋势。然而,当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基本稳定,这就意味着人民币跟随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相应贬值,持续走低的汇率和不断提高的出口退税率并没有完全使出口方获益,相反,这些好处更多地被海外进口商所获取。9月份中国的贸易顺差为129.32亿美元,不仅低于去年9月份的300亿美元,也低于8月份的157亿美元,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此外,长期以价格取胜的中国的出口商品,在危机之后被压得更低,使得订单增加的同时,利润逐渐收窄,在9月份进出口总值双超千亿的背景下,贸易顺差同比降幅达56.85%。出口逐渐变得无利可图。

  其次,越来越多来自西方的声音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低迷造就了赢家和输家。输家是美国和全世界数百万失去存款、工作的人。而最大的赢家则是中国。今年9月,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政府最大的债权国,中国拥有近6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约占美国国债总额的10%。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使其正逐渐成为美国的贷款银行。储备国再次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矛盾焦点。然而,经济失衡的背后隐藏的是全球分工和贸易秩序的失衡。在全球产业链条中,发达国家往往把持着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环节,它们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将高能耗的传统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中间生产环节转移给了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渐沦落为发达国家主导的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发展中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严重的资源损耗、环境污染和劳动力价值的一再被扭曲。它们获得的只有高额的外汇储备,仅此一项,也正因消费国所制造的扩张和通胀政策而不断缩水。

  由此可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高出口、高储备并不是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始作甬者,却反而恰恰是全球分工、资源配置和贸易秩序失衡的受损者。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曾说过,“回顾起来,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可能被认为是继二战以来最痛苦的阶段。”现在看来,这种痛苦,并不仅仅来自于部分国家经济的严重下滑,更来自于它与全球经济融合伴随始终。它使得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对于中国而言,与其成为这一不公平的经济秩序的背动“受益者”,不如从自身问题着手,致力于促进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的改革,为日趋复杂的全球市场和世界经济做好准备。(周慧兰)


 国际收支:失衡中的平衡术

本报评论员 曹理达 周慧兰 北京报道

出口回暖与贸易摩擦升温

  《21世纪》:自今年3月起,出口环比连续增长,且增幅有扩大的趋势。哪些因素促成了出口情况的好转?出口行业的复苏前景如何?

  隆国强:首先是外部需求因素,主要经济体的经济逐渐企稳,降幅在收窄,再库存的启动也增加了需求;其次,中国的相对竞争力在增强,这得益于几个因素:一是中国的产品价格相对便宜,需求弹性较小,受冲击较少;二是人民币汇率随着美元在贬值,加强了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三是中国政府针对外需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和低成本优势促使很多跨国公司都把订单从其它国家转移到了中国。

  目前,出口虽有恢复,但还谈不上全面复苏,现在的复苏还只是靠再库存化拉动的,外部市场的经济复苏并没有真正显现出来,当库存达到一定水平就会降低订货的需求。所以,我国出口恢复前景不能过度乐观。

  王建:出口的恢复和两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国内经济复苏和鼓励出口的政策,二是全球经济的回升。其中全球经济的回升有更大的作用。今年二季度国内的主要经济数据就已经开始回升了,但是出口的回升发生在三季度以后,这是和国际经济回升的趋势关联在一起的。

  但值得关注的是,不能认为目前全球经济的回升已经趋于稳健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采取是把危机向后推的救市政策,比如把信用卡、房贷的偿还冻结两年,把衍生金融产品兑现期推后两年等等。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官准金融机构做假帐,包装出虚假繁荣,就像把癌症冷冻起来。美国政府的想法是以此争取两年的时间,其间再造一个新泡沫,比如低碳经济,把低碳经济变成金融衍生产品,再次促成金融市场的繁荣。有了新泡沫,金融机构就有了新利润,又可以在全球圈钱,到两年到期兑现的时候,金融机构可以用产生的利润填之前的黑洞。但是,只有有毒资产没有解决,这场危机就始终存在,两年之后将会以更大的规模爆发。

  这样一场全新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涉及高达几百万亿美元的问题资产,现在就说危机过去还为时尚早。既使全球经济持续回升,也很难出现上一轮全球化背景下贸易蓬勃发展的局面。美国经济正在寻求一次平衡,日本当年泡沫经济破裂是因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不平衡,而美国这次泡沫的新特征是家庭资产负债表不平衡。要纠正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就要有极大的提高储蓄率,把欠帐还上。但是,2007年美国家庭负债率最高达到138%,今年的最新数字是降到了129%,相比之前长期平均的50%-60%的比率,这次纠正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既便世界经济复苏了,未来也不会出现全球贸易高增长的前景,美国家庭的负债消费能力大大减弱了。

  《21世纪》:近期,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频频发生。如何分析此轮贸易摩擦的动因?贸易摩擦对于中国出口行业应如何应对?

  王建:国际贸易的格局表明,全球的最终需求是在美国。东亚、欧洲对美国是顺差,欧洲对东亚是逆差。所以,当美国贸易需求收缩的时候,必然会产生一种全球性的影响。欧洲因为受到美国的影响,出口下滑,出口收入下降。收入一旦掉下来,欧洲国家对进口产品的支付能力就下降了,所以欧洲对东亚的逆差也会下降,导致全球性的贸易萎缩,在这样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加剧,就成为自然的结果。

  在这场危机没有得到真正的缓解之前,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贸易摩擦还将趋于尖锐化。贸易摩擦还和美国政府的利益选择有关。奥巴马政府的政策目前代表的产业资本家的利益,希望恢复美国产业经济的竞争优势,由此保住美国产业工人的饭碗,实现他在大选时的承诺。如果奥巴马继续这条路线,就可能使贸易摩擦更加激化。但是,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美国目前最大的利益是金融财团的利益。从90年代以来,金融财团依次靠网络经济、IT产业、房地产泡沫走过了将近20年,积累了庞大的金融财富。金融财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一定会寻求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出来。金融财团实现利益的方法就是造新的金融泡沫,然后再通过金融产品输入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购买产品。所以,美国政府的利益取向仍存在着变数,我们还不知道美国内部关于利益的争斗,哪一方会取胜。如果没有政治大变化,美国会更倾向于让美元继续贬值,增加美国的出口,解决其贸易赤字问题。

  汪涛:有人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全球性国际收支失衡,我认为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并不是最主要或最直接的根源。最直接的根源应该是发达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主的宏观政策的失误,导致信贷过于宽松,房地产出现次债,以及对新兴金融产品监管层面的缺失。

  当然,国际失衡也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背景,无论是为了全球金融稳定,还是为了中国自身经济的平衡发展,失衡问题都要解决。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同时,中国的贸易顺差仍然是巨大的,人民币汇率盯着美元,最近几个月,在美元走贬的情况下,人民币相对其它币种也在贬值,并且贬到了低于危机以前的水平,仅相当于2002年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经济下滑比较严重的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就会抬头,将来,除非中国能够积极应对这些结构调整,否则将会更多地遭遇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况。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应当更多地从宏观层面解决自身的经济失衡,来顺应这种结构变化和调整。当然,在WTO框架下,中国也有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个案来应对也是无可厚非的。

  隆国强:各国经济增长遭遇了困难,失业率高启,有些国家就会到外部寻求原因,采取措施来保护国内市场。但很多人对于贸易救济措施有一些误解,并不是每一项反倾销措施都是贸易保护措施,有些是合理的贸易救济措施。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将中国的反倾销措施与别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相挂钩,假如中国认为别的国家对我们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话,我们可以通过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来打官司,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说中国所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就是贸易报复措施。

  危机必然导致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生一些变化:

  其一,20%左右的负增长会带来一个优胜劣汰,经过这场危机的洗礼,竞争力较弱的企业将被淘汰,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将会生存下来。

  其二,中国企业更强烈地认识到技术创新、管理、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性。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它的意义在于唤醒了中国企业,虽然劳动密集的低成本优势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它们也懂得了不能再完全依靠这一优势,还需要增加一些新的优势,如技术创新;通过改革降低企业外部成本,如发展服务业、改进物流业等等。

  经济危机虽然是坏事,但也促成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利于出口企业寻找新的突破口,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事实上,至少在七八年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引导这些转变。现在,我们更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加大结构转型、升级的力度,抓住危机的机遇,推进改革,完善外经贸领域的体制机制。

  热钱回潮“双刃剑”

  《21世纪》:2009 年9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22726 亿美元,3 季度大幅增加1410 亿美元,与同期贸易顺差(393 亿)与FDI(208 亿)之和相差810 亿美元。有机构估算,其中不可解释的资本流入约为500亿美元。如何评价热钱涌入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

  汪涛:我不太喜欢使用热钱的概念。这个“不可解释”只不过是无法被我们所常用的项目解释,但它可以用别的内容来解释,包括中国两万多亿的利息收入、不同外汇之间的汇率变化、估值的影响、其它债券投资、中国本身FDI的撤回等,也包括服务贸易。危机以来,外国人到中国旅游的数量大幅度降低,但中国出境游的人数却很旺盛,今年中国的服务业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较大的逆差增长。这些和热钱的出入都没有关系,但由于没有放到我们可解释的概念当中,大家就习惯性地将它视为热钱了。

  第二,资金肯定会更多地流入中国,其中也包括中国银行将原来投放在海外银行的存款或贷款收回,在国内发放,这一方面是出于升值的预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远远好于国外。

  不管是什么样的渠道,资金流入对于货币政策都是一个挑战。国内的流动性本就十分充裕,国际资本再流入,央行就必须再次加大对冲的力度,防止流动性的泛滥。对冲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不增加对冲,被动投放的流动性就会增加很多。央行的对冲手段只不过是为了避免流动性的过快增长,并不代表货币政策在紧缩。今年年初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极其扩张的,当前货币政策的整体趋向是从极其扩张变为适度宽松。我们所看到的诸如对二套房贷的审慎监管,实际上官方从来也没有放开过二套房贷,只不过是各家银行在执行的时候没有遵照这些规定,而且年初的时候查得不严而已。

  隆国强:首先,在美元贬值、中国经济相对较好、主要经济体利率又很低的情况下,有钱愿意流入中国来套利,这是合理的现象。其次,我觉得现在对于热钱有点高估,因为两万多亿外汇储备本身是有增值的,即便一年有4%的增值,一个季度是不是也得有1%的增值呢?这就是200多亿。不能单纯和一个季度的贸易顺差、FDI顺差相比,在估算中还需要考虑外汇储备本身的增值问题。

  当然,到目前为止,热钱有动机,而且也确实流进来了,但并没有对中国的宏观经济造成冲击。前几年,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的时候,热钱流入规模比现在要大得多,当时人民银行采取了一些对冲方式降低了热钱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冲击;从目前来看,热钱的规模并没有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稳定产生影响,但监管部门确实需要提高警惕,把篱笆插得更深一点。

  热钱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它的流向,如果流入房地产业,那么当房地产价格回落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想办法撤走,这种流入就是短期的;如果流入其它生产领域,就变成长期的了,毕竟在外汇管制的国家里,流出也是需要成本的。

  王建:这场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资本的主要流向是亚洲地区。这场危机起源于美国,美欧之间资本流动很频繁,欧洲购买了大量的美国金融资产,也制造了很多金融衍生产品。所以,欧洲在此次危机当中受的影响非常大。但在亚洲,日本参与购买的美国金融衍生产品很少,受的影响很小。亚洲地区的很多国家资本市场开放度不高,整体受金融海啸的冲击程度较小。亚洲经济的发展还是非常稳健的,更多的资本会从欧洲和美国往亚洲赶。在亚洲各国当中,日本经济中刚从低迷中走出来又掉头向下,只有中国经济是比较好的。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的措施提振内需,使GDP维持在8%以上的水平,一定会有大量的资金流进来。

  大量的资金流进来其实对中国是好事。人家在中国圈钱,我们也可以利用我们人民币的相对强势来圈钱,我们把钱圈来之后在亚洲进行投资。人民币在这么一种外资可流入的态势下,应保持持续升值的态势,比如每年升值3%,给予境外投资者稳定的汇率预期,吸引资本流入。如果人民币升值持续,同时利率水平比美元、日元高,那么汇差、利差就会引的大量的国际资本向中国流,中国拿这个钱去经营亚洲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不怕热钱流入,人家会玩儿的游戏,我们也得学会玩儿。

  全球再平衡中的转型决策

  自今年二季度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发生很大改变:贸易顺差及外商直接投资下降,而热钱流入增加导致资本项下顺差扩大,外汇储备继续增加。这样的格局对于我国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发展战略应该如何进行调整?

  王建:我们不能指望国际贸易格局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状况,也不能把经济增长寄托在外贸上。中国还是立足于提振内需,提振内需的途径是城市化。目前以投资拉动增长的方式,并不能长期持续,投资经过一段时间将转化成供给。如果没有国际需求的支持,将会再度演化成一场严重的产能过剩。所以,只有依托城市化、扩大内需,才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正确方向。

  当经济处于生产过剩阶段,储蓄大于投资,国内的产出大于国内需求的时候,如何解决产品过剩的问题?要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我们有两万多亿的外汇储备,可以用来向海外做投资。中国的投资主要方向是亚洲。中国要在21世纪成为世界大国,首先得主导亚洲。主导亚洲现在正是合适的时机,未来一段时间美欧围绕货币霸权还要有一番争夺,无暇顾及中国和亚洲,对中国很有利。过去东亚国家都是面向美欧出口的,现在贸易摩擦加剧,他们的经济增长就面临需求不足的前景。如果中国在这个时候能够大举进入亚洲各国,能够提振他们的经济增长,也会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现在的国际形势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经营亚洲的绝佳时机,我们可以投资修建泛亚公路、铁路、航道,用大量的投资带动中国的剩余产品走出去。

  汪涛:今年四季度的增长有可能达到10%,明年由于一些政策和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8%-9%的增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各国的经济复苏程度参差不齐,很多国家也在讨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机制,但并没有多少国家认为现在是一个退出时机,也就是说各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不会在短期内退出。中国经济的复苏是领先于其它国家的,大部分经济体的复苏仍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现在谈退出还为时尚早;但同时,由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货币政策非常宽松,大家对于未来的通胀有一些担心,这就需要政府给大家一个信心,表示如果经济好转了,将有一个退出的框架。

  从长期来看,最重要的是要改变中国的投资偏好和片面依靠重化工业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能够产生非常高的增长率,但带动的就业增长却比较低,因此,在国民经济收入分配中,劳动者得到的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这样,消费相对就会比较疲软,企业部门却有很多的自留利润,从而有较大的投资冲动,产能增加将高于消费增长,从而形成一个结构性的贸易顺差,同时国内的产能过剩又会对整个能源环境造成压力。

  中国当前的改革也应当由此着手,包括资源价格改革、汇率改革、放开服务业、要求国有企业分红,将红利用于为全民建设一个更好的养老和医疗保险体系,而不是作为国有企业的运营预算资金,在企业部门内部循环。

  隆国强:从短期来看,我认为明年的投资、消费和外部需求拉动应该是比较均衡的。今年出口大幅度下降,贸易顺差减少,外需形成一个负的贡献;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明年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出口对GDP可能略有贡献;消费方面,9月份中国的汽车销售量增长了70%,这说明国内消费需求仍很旺盛;投资方面,除了政府投资以外,房地产投资也跟上了,这说明市场自发性的投资已经开始启动。总之,明年经济将会逐渐向好。

  从中长期来看,首先,内需是很充足的,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中期,一年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的提高将带来对基础设施、住房、服务业的巨大需求,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最大区别。其次,从外需来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量上依靠外需拉动,但外需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效率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是资源匹配极不均衡的国家,劳动力过剩,自然资源不足;通过进出口,我们实际上是在和国际社会交换各自的比较优势,从中长期来看,这会促成一些结构性的变化。而且出口企业的工人挣了钱就会消费,就成为内需的一部分。最后,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忽略了外需对于中国的供给能力,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巨大贡献。我们所面对的发达国家市场,对于产品的档次、质量要求都比国内市场高得多,这会提升我们高档次、高质量产品的供给能力。所以,从中长期看,内需会在数量上拉动经济增长,外需则在结构和效率上提升中国经济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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