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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增长与促转型:谁更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目标?
作者:姚先国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2009-07-20 ] 共有0条点评

  7月16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9%,增速比一季度加快1.8个百分点;上半年GDP较去年同期增长7.1%。这让人把回暖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联系起来。

  其实,有回暖迹象的经济数据又何止这些?最近几个月,股市、楼市逆势上扬,引起更多关注。

  既然是“百年一遇”的危机,为何这么快就要过去了?股市、楼市回暖,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完成“筑底”过程,步入复苏阶段?如何看待资本市场与中国经济运行的变化?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1、热股市与冷经济:晴雨表失灵?

  去年,中国股市坐“过山车”,上证综指从6124点猛降到1664点。进入2009年,大多数人甚至都对股市不抱什么希望,但最近几个月,股市一路上扬,上证指数从1600点冲到了3200点左右,有些个股翻了几倍。

  在金融危机的阴霾依然笼罩全球之时,中国股市的回暖,不能说是件坏事。但是,若把股市上涨看作是经济复苏的标志,那就未免太乐观了。

  纵观中国股市20余年的历史,常常可见到两个背离:一是股票市场的走势与宏观经济运行背离。宏观经济好时,股市不一定好;宏观经济不好时,股市也可能一路狂飙。二是个股价格与企业经营业绩背离。经营业绩好的股票不一定有人追捧,而有些ST股却被炒得天翻地覆。这次股市暴涨的同时,实体经济也在改善,不能说完全背离,但相对于股市的热,经济表现却是相对的冷,两者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反差。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目前经济运行中还潜伏着不少矛盾,影响经济的后续发展。

  一是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不成比例。上半年信贷投放已达7.3万亿,大大超出全年5万亿的指标,以如此规模的信贷总量换取6%-7%的增长,不仅代价高昂,而且难乎为继。

  二是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不相匹配。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的数据,按照国民账户核算口径,今年前4个月“政府影响的投资”同比增长39%,市场性投资的同比名义增长为12.6%,低于2008年20%的增长速度。

  三是资产价格与物价反向运动。今年1至5月,在股市、楼市价格上涨的同时,中国CPI、PPI同比分别下降1.4%和7.2%,说明了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的状况并无根本改善。

  四是政策导向与企业实际的脱节。金融危机直接影响的是出口和相关制造业,最容易受打击的是中小型企业。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已充分考虑到对中小企业的保护,要求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在各商业银行专门成立了中小企业信贷部门,并放松金融管制,在各地试办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机构。

  截至今年5月底,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授信余额已超过6万亿元人民币。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浙江金融统计表明,2008年全年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843%,而民间借贷利率高达15.88%。最近中国社科院调查披露,我国中小企业有四成已停产或倒闭,还有四成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而造成倒闭的直接原因往往就是资金链断裂。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股市暴涨,与其说是经济复苏的表现,不如说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结果。推动股市上扬的资金来源主要在于:一是部分信贷资金和政府投资流入股市。二是民间资金找不到更好的投资出路。这恰好说明,当前特殊环境下的股市大涨,既非投资环境的改善,也非实体经济效率的增进,而是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虚火”。

  2、高房价与低收入:谁买得起房?

  在股市暴涨的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在回暖。去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双重打压,房地产市场一度回落,甚至许多人认为要崩盘,至少要有几年调整,但今年1至5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24644万平方米,销售额达11389亿元,同比增长25.5%,价格也有所回升。

  但房地产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首先,房地产价格高低如何衡量?

  一是纵向比较,如杭州10年前均价只有2000多元一平方米,现在将近万元一平方米,10年中涨了几倍,比其他任何商品都涨得快。二是横向比较,即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比较,如有人说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的高档房产价格已高过美国。三是房价与收入比较,这应该是最科学的衡量方法。因为影响房地产价格的最重要因素是地理位置不同,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生活水准、生活方式不同,房地产的供求关系不同,横向、纵向比都很难有说服力。而同一地区的房价与收入具有内在联系。若以统计显示的收入看,现在许多城市的房地产价格确实太高了。国外房价一般为年工资收入的3至6倍,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农民工要买套像样的房子得不吃不喝工作30至100年。

  其次,房地产价格为何这样高?

  一般都怪罪房地产商人为抬高了房价以牟取暴利,所以政府曾出台行政措施,给各地商品房限价。还有的说房价是地方政府推动的,因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是卖地收入,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要占到预算内财政收入的40%-60%,甚至更多。如果房产不景气,土地卖不出高价,地方政府的收入就要大大减少。因此,地方政府具有内在动力抬高房产价格。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是,房地产毕竟是商品,要由供求关系所决定。如果没有人买,无论房地产商多想获取暴利,政府官员多想高价卖地,都是痴心妄想。

  所以,房地产暴涨之谜在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购房需求?更令人迷惑的是,既然收入那么低,为什么这么贵的房子还有那么多人买得起?

  我国收入分配的特点有三:一是分配关系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已从1990年的55.4%下降到2008年的43.3%,农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的幅度更大。劳动者报酬占比也不断下降,从1990年的53.4%下降到2005年的41.4%。与此同时,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盈余所占比重上升,呈现出“国富民穷”、“强资本、弱劳动”的整体格局。

  二是居民收入不平等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7,如果加上城市居民得到的各种补贴,基尼系数实际已超过0.5。

  三是收入不透明、分配秩序极为混乱。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使得不同身份、不同户籍的劳动者实际待遇差别很大。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力资本定价机制。外资企业和民营经济部门的工资分配已完全市场化,收入差别大。部分国有部门基本工资不高,但却有大量的隐性收入、灰色收入。房地产市场,尤其是高档商品房交易,对于高收入阶层,价格并不敏感,即便价格再高也照买不误。这就是在金融经济危机背景下房地产市场也能火爆的真正原因。

  因此,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不能一味压价(即使价格降一点,普通老百姓还是买不起),而要从客观事实出发,把房地产市场运行的调控政策与保障低收入阶层利益的社会政策区别开来,针对不同收入群体分别采取相应政策,才能收到理想效果。房地产市场的畸形根源在于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只有从根本上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改善分配格局,缩小贫富差距,让更多的人进入中产阶段行列,使收入结构向“橄榄型”转换,房地产市场才会真正健康发展。

  3、保增长与促转型:何为宏观调控重点?

  这次金融危机是在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增长方式转换和发展模式转换的过程中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暴露,从而也使得加速转型的迫切性进一步凸现。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就巨大。但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为特征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以低成本、低价格为基本手段的企业竞争战略、以非均衡为指导思想的发展模式始终没有实质性变化。进入新世纪,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资源约束与需求约束交替出现或同时强化,是这种模式走到尽头、难以为继的突出表现。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通过国际贸易市场与金融市场的传导而发生的。由于危机造成外需锐减,使我国出口受到重创,继而影响到出口加工制造业,造成工厂倒闭、就业减少,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

  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金融危机影响如此之大?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太大。近几年我国净出口占到GDP的将近10%,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三分之一多一点,加上政府消费不到50%。无论用哪种经济理论分析,这种经济循环机制都存在严重缺陷。

  从“十一五”开始,我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致力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和谐社会构建,已经有了一些实质性进步,但这种循环机制尚未矫正,就赶上金融危机冲击,迫使我们不得不转过身来对付金融危机,从去年上半年的压增长转为保增长,从控制经济过热转为防止经济衰退。这固然是必要的,但不能忘记的是,金融危机的冲击是短期的、外生的,而经济循环机制问题却是长期的、根本的。短期的保增长是治标之举,深化改革,实现发展模式转换才是治本之策。

  分析股市、楼市同样要从经济运行机制着眼,在实体经济没有根本好转之前,股市、楼市的涨跌不能成为衡量形势好坏的依据,甚至增长率的高低也不能成为判断经济形势好坏的标准。只有以应对金融危机为契机,加快经济转型,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从投资出口驱动到国内消费驱动,从低价竞争转为创新优势竞争,才能真正转危为机,标本兼治,有效化解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改善经济循环机制,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转型比增长重要。因此,是否在经济转型方面实现突破,才是判断经济形势好坏的根本依据。

  经济转型是“一连串事件”,需要对现行资源配置方式和利益分配机制进行系统变革与创新,而最关键的措施是深化体制改革,调整政府行为,完善市场机制,建立平等竞争、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改善分配关系。在激发经济主体创业动力、创新活力的同时,实现利益下移、发展成果共享。在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由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的同时实现利益和谐、社会和谐。

  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应对金融危机时,保增长又重新成为第一要务。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没人愿意转型,在经济危机时又顾不上转型,转型何时成为现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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