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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WL:围绕中国经济复苏的争议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钟伟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 2009-05-20 ] 共有0条点评

  在4月份宏观经济数据陆续出台之后,围绕中国经济复苏的争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多。有的认为是“U”形,也就是中国经济需要在底部低迷2-3年才复苏;有的认为是平缓的“√”形,也就是经济复苏的速度远远慢于下跌的速度;有的认为是向上倾斜的“W”形,也就是在2010年中国经济将在今年暂时反弹之后再度下滑,在更遥远的将来才复苏;至于中国经济复苏将呈“L”形,现在还绝少有学者如此悲观。

  至于国际经济,刚刚到中国走了一圈的克鲁格曼给出的预测最悲观——他认为全球经济会像当年的日本那样,经历一个“失去的十年”。

  一流研究者的意见如此之分歧,在我的记忆中还未有过。我仍坚持自己的判断:中国经济将出乎意料地呈“V”形复苏,估计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略高于7%,下半年将推高到9%左右,全年增长略高于8%。2010年中国经济更强劲,可能高于9%。如果全球经济在未来数年不比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更糟糕,那么中国经济无疑将在今年保8明年超9地呈“V”形反转。

  在4月份发电量和财政收入等指标有所反复的背景下,上述判断是否过于乐观,未来7个季度可以证实或者证伪。

  为什么给予如此乐观的判断?因为GDP增速是看总量不看结构、看速度不看绩效的加总水平。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中,消费取代投资、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决定性的力量。

  就消费而言,实际增速继续维持在高位,以致不少学者质疑统计上是否可靠。我无法解释中国消费为什么会在2008年外有次贷危机、内有股灾的冲击下持续高企,为什么会在2009年外有国际经济深度衰退、内有失业压力日益严峻的冲击下不断高涨。似乎学界至今也没有对消费强劲增长做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解释。

  或许实际消费增长和社会零售额增长的统计不够全面,但这种偏差是系统性的,就像你开着时速表有问题的汽车,实际时速已经80迈了,但指针仍然错误地指示在50迈,那么当时速表显示在60迈的时候,我们只能认为实际时速比80迈更快,这就是目前中国的消费增长。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服务业能持续增长吗?我倾向于肯定——除了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仍不明显之外——目前服务业的增长,得益于金融行业,也得益于几乎处于完全竞争状态的中小服务企业。银行业今年“以量补价”可维持利润的基本平稳,证券业比去年好得多,因此金融行业将全年景气强劲;充分竞争状态下的服务业受政府扶持和管制都很弱,权衡之下,服务业应能在全年保持强势。既如此,中国经济“V”形反转的不确定性因素正在日益减少。

  更多的学者将会列举一系列严峻的因素来反驳“V”形反转说,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民间投资不足、外贸全年滑坡、通货紧缩延续、产能利用不足、就业形势严峻等诸项。

  GDP是一个总量概念,一个速度概念。既如此,质疑投资结构中政府投资猛烈、民间投资不足并无新意,这种质疑不影响对当下GDP增速的预测,只是提出了对未来投资增长是否可持续的某种怀疑。

  就外贸而言,今年全球贸易规模可能收缩10%,中国甚至收缩得更多,2009年中国外贸基本格局是规模萎缩,顺差不减。那么为什么外贸滑坡没有显著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影响经济增长的是出口扣除进口,而不是出口加上进口。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可能需要重新测量,我倾向认为外贸对GDP增长的权重贡献不足20%,和流行的中国外贸依存度60%以上的看法大相径庭。或者说,中国经济增长基本是内需主导型的,虽然外贸对就业有决定性影响,作为大国经济的中国,维持外贸的规模远比追求顺差重要得多。

  至于通货紧缩,我们预期今年CPI和PPI分别是-0.5%和-6%,明年中国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也不大。是否存在通货膨胀的威胁?可能存在,但在今明两年爆发的可能性不大。当我们讨论外部经济是否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讨论中国制造业的去库存化和产能放空时,也许应该意识到衰退、产能过剩等等词汇和通货膨胀从未同时并存过。整个世界在充斥着廉价货币的经济刺激政策,而中国还存在着农产品和工业制品、劳动力的严重供求失衡,在此背景下,讨论通货膨胀有些令人啼笑皆非。

  产能利用不足,显示中国制造业的结构调整是痛苦的,陷入困境的不一定是技术装备水平差、附加值低的行业,而是和外部需求相关或和设备投资相关的行业,例如电子设备、船舶用钢、铸造锻造等行业。如果为了保增长,对环境和资源消耗不那么关注,倒是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企业有可能卷土重来。

  就业压力确实严峻,以政府投资为主导、以信贷宽松为手段的经济刺激方案,能保增长但未必能保就业。目前内外部经济大局下,并无保就业良策,惟有通过加大社会保障投入,降低失业问题带来的社会震荡。

  更多的质疑还集中在货币供应量和GDP增速之间、信贷投放和企业绩效之间、财政支出扩张和财政收入滑坡之间等呈现反差的问题上,这是容易解释的——积极的财政、货币和信贷政策,正是作为实体经济低迷运行的“反周期”措施而出现的,痛苦恰恰在于实体经济迟早会吸收反周期措施的刺激而明显好转,在于刺激措施都有昂贵成本和后遗症。

  在中国经济“V”形反转的过渡阶段,当实体经济还不能充分吸收宽松政策注入时,宽松廉价的资金面和不断缩水的实物资产价格之间的反差,会率先推动股市和房市的持续回暖。因此今年股市房市的走势可能类似于2006年,从估值角度甚至不排除出现结构性泡沫的可能。在中城联盟的一次会议上,当我解读数据,认为房市将全年持续回暖,销售金额同比可能增长25%时,甚至连任志强似乎也难以接受这种乐观,他看到了刚性需求,但更不应忽略的是,几乎全球的信贷潮水都在不断喷涌着。

  下半年中国的宏观调控可能需要调整,一个调整是从信贷刺激转向财政刺激,财政手段更有利于实现结构调整的目标,较好的政策选择是容忍财政赤字而不是加大减税力度;另外一个调整是重新启动资本市场的IPO,分流信贷的压力。

  如果今明两年中国经济“V”形复苏,中长期之内,中国经济就不需要忧虑吗?从政府治理效率到收入分配问题,值得忧虑的方面非常多。但中国“人口红利”仍在,而美国国民平均年龄已超过44岁;中国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日趋完备,而美国的州际公路和大多数机场已老迈;中国有雄心勃勃的企业家群体和相对健全的金融体系,对于仍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中国,对于GDP以9.7%持续增长了30年的中国经济,乐观的理由远远多于悲观。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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