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缘经济的三个问题
一、地缘经济背景下经济政策目标出现新变局
任何经济体都需要把资源有效地配置到最佳位置上。过去，各国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的目标函数主要从发展角度衡量，以经济发展、生活质量、民生等为主，基本不过多覆盖所谓经济安全、产业配套齐全和地缘竞争目标。近年来，某些国家注重使用经济手段来为地缘政治服务，上述目标函数也随之发生变化，地缘政治成为目标之一。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分析这些做法的代价、所产生的副作用，然后做出更加理智的选择。
实际上，自特朗普1.0开始，人们就对此有不少讨论，大多数人认为，地缘目标有可能牺牲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在于，为了服务于地缘政治目标而使资源整体优化配置受损，究竟是否合算？
因为资源配置涵盖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其基数极其庞大，即使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损失很小一点（比如1%），在中长期内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影响也会非常大。
也就是说，从中长期来讲，地缘目标有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受损，反而更不能服务好所谓的国家安全和地缘竞争。这方面有一些实例。例如，二战以后两大经济阵营之间的冷战和对抗提供了很丰富的材料。我再举一个国内的微观例子，来说明资源配置优化的重要性。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崛起，农村大量开办乡镇企业，集中于抽纱纺织业，这实际上是由当时某种关税扭曲造成的。当时的观点是，中国石油化工产能很低，所以需要鼓励进口化纤颗粒，并将化纤颗粒关税税率设得非常低，甚至免税。同时，吃穿住行被认为是国家必“保”的，因而化纤的产成品（从抽纱产成品到纺织品）作为“穿”的重要方面，必然受到国家保护，所以设定较高的关税税率，其造成的差价保护被称为“有效关税保护率”。
由此形成了一种局面，就是原材料价格压得很低，产成品价格提得很高。此种情形下，开办抽纱企业被认为能赚大钱，大干快上，乡镇之间也相互效法。尽管那时候农村和农民的资本积累非常有限，但大量的资金还是被投到乡镇抽纱企业，最终产生了巨大的过剩产能。
随着扩大开放和关税税率合理化，特别是中国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开始提出要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税税率下调，出现乡镇企业大量倒闭局面。到90年代中期，纺织业面临抽纱机器过剩问题，不得不采取“砸锭子”的办法，砸掉了大约一半的锭子，包括很多新机器，才改变局面。
出于地缘经济考虑的一些措施，特别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类措施，会导致资源配置损失，而且这些政策的决策过程往往很少有比较科学、优化的计算。当前出于地缘经济考虑的一些措施（目前还处于扩大的趋势）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可能在中长期内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遭受损失，最终会在中长期造成一国竞争力的下降，同时也使得未来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能力大幅削弱。这是需要仔细权衡的一件事。
二、关于目前的关税战
关税战是地缘经济中的一个热门课题。从目前美国的政策来看，关税设置实际上分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普征关税，也就是美国试图对所有国家的进口普征一个关税税率，比如15%。这方面还没有最后见分晓，但有这样的说法和趋势。
另一部分是差别征税，也就是根据产品或国家利益的衡量，甚至是官员的个人喜好，对某些产品或国家加征差别性高关税，同时将其作为一种谈判的手段。
客观地讲，这种做法违背二战以后所形成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违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精神和原则。不过，既然美国已下决心放弃这些精神和原则，在普征15%基础上再叠加其他一些任意性差别关税，也不令人奇怪。
如果美国对所有国家都普征15%的进口关税，这实际上是一种货币性政策，类似于汇率，能抑制进口，主要是针对当前美国的贸易失衡状态，意在实现经常项目国际收支平衡。
对于全球大多数国家而言，如果国际收支不平衡，应该通过汇率政策发挥作用。当国际收支不平衡，就会产生汇率自动调整的市场压力，也可以由官方（包括中央银行）对汇率进行干预。
由于美元是国际通用货币，所以绝大多数国家的汇率，无论是通过市场调整还是采取干预政策，基本上都是针对美元的。总体来讲，这个平衡调整机制目前运作还比较正常、有效。例外的则是美国，它不能让美元对美元进行汇率调整。
一般来讲，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通常被认为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比如可以低成本发行美元债、进行美元融资，同时也可能被当作金融制裁工具。
不过，从央行资产负债表来看，货币发行是央行的负债而非资产。也就是说，美国在享有美元作为储备货币、通用货币优势的同时，必然承担其义务，或者说作为负债方的成本。
要想规避美元无法对自身进行汇率调整这个劣势，就需要找到一个交易目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调整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
但可惜的是，目前美国没有形成共识去建立这样的调整机制。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曾有过一些讨论，但未形成广泛共识。所以，在世界各国都可以针对美元来调整汇率，而美国自己却做不到的情况下，关税就被美国视为好政策，这与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分析多年来的常识是相违背的。
如果美国普征15%的进口关税，也会导致资源误配，使整体效率受损，并很容易受到其他国家反制。同时，汇率是双边运作，征收进口关税是单边有效，它对出口是没有鼓励作用的，反而会对出口产生歧视作用。
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会产生出口歧视作用：任何国家的出口品中必然含有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而这些原材料和零部件如果因为关税问题而价格上涨的话，会对出口品的出口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
对于采用增值税的国家来讲，有一个好处就是，出口时可以通过出口退税将征收的增值税退掉。也有国家通过出口加工区封闭管理的办法免征关税和增值税。但美国是现在世界上少数不实行增值税体系的国家。
此外，在特朗普1.0时就有讨论认为，虽然对加征关税可能有正面或负面的评价，但它至少会增加美国的财政收入。大家知道，美国财政平衡多年来存在问题，但通过加征关税是否有帮助呢？
一方面，增加的关税收入与美国的经济体量、财政收支总额相比，作用微薄；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政策研究早就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财政平衡要依靠关税的话，是一种经济政策体系落后的表现，只有搞不好财政的国家，才总想着依靠关税来解决缺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曾给出世界上多个实例，多数是比较小的、相当落后的经济体，它们才仰仗关税过日子。
因此，在地缘经济学中，除衡量的目标很关键以外，工具的选择也很重要。
三、多边规则面临新挑战
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是多边主义。中国坚定支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在贸易与投资领域，多边主义规则是什么？大体来讲，除货币与发展融资外，规则主要集中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WTO，根本宗旨是尽量不使用关税手段，或者在现有关税水平下稳步降低关税，同时反对非关税壁垒。
基于这些原则，后来又增加了与贸易相联系的知识产权、投资方面的有关协定，共同构成了全球贸易与投资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多边规则。
WTO成立以后，建立完善了争端解决机制。一方面，由于美国阻挠，贸易争端解决的上诉机制目前陷入停摆状态；另一方面，WTO新规则谈判进展非常有限。
在特朗普1.0期间，WTO改革一度是国际热门议题。特朗普2.0以来，WTO改革更是面临巨大挑战，一些人对其改革信心不足。面对挑战，我们更应该坚持以WTO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支持和参与WTO的改革努力，并对下一轮多边规则改革做出认真思考和政策储备。我在这里讨论其中一个改革设想。
按理说，由于通信技术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全球贸易投资涵盖的地理范围已越来越广，与地缘的关系越来越小，包括不少服务贸易变得基本不分区域。但当前众多贸易制裁、投资制裁、金融制裁却是地缘性的，因而地缘经济需要研究的一个题目是，这些制裁性政策的地缘依据究竟是什么。
大家知道，根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管理世界贸易的地缘依据是“原产地证明书”，出口产品需要提供原产地证明书，实施关税、非关税壁垒和贸易制裁的依据就是原产地是哪儿。
从源头文献来看，原产地证明最早的目的之一是更好地进行进出口统计以便管理国际收支，那时一个贸易产品的产业链大体上不会跨国。原产地证明的另一个目的是实行普惠制。在早期，西方各国对自己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有很多特别优惠政策，但其他国家并不享受这些优惠政策，后来各国为了把这些优惠政策“拉平”，制定了最惠国待遇和普惠制规则，但要实施和推广，就必须知道原产地是哪儿。
几十年以后，随着产业链全球化，产品的各种原材料和投入品来源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内含的技术和专利也变得来源非常多样化，原产地证明书无法真正代表附加价值的来源地，最惠国待遇及普惠制跟以前比也失去精准针对性。
因此，有一些学者认为，原产地证明现在已经过时了，应该用附加价值法，用全部的产业链信息来代替原产地证明书。如果仍按照原产地证明来实行和管理关税的话，会造成人为逃避关税的做法，产生不必要的套利行为。例如，将组装线或包装线转移到低关税地区。
这说明，原产地证明变得有争议、面临挑战，反而被不当地缘关税所利用。如果非要说这些经济制裁、投资制裁、贸易制裁有其合理的部分，那这些合理的部分针对的也应该是有问题的公司而非针对国别，毕竟是个别公司出于不同动机而做出造假、违法、违禁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给予这样的公司一定手段的制裁还说得过去，但把这些制裁按原产地证明书施之于某些国家就会有不当溢出效应。
因此，如果改革原产地证明，就能减少不当关税实施的基础。为了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投资政策，需要比较深刻和长远地研究未来多边规则的改革走向。
地缘经济这个主题包含的内容很广，我也只能浅谈以上三个方面，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作者周小川系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本文系作者在“中金公司2025地缘经济主题研讨会（闭门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