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的形势与趋势
当前形势的基本特征是高度不确定，不可控的变量越来越多，发展的方程式日渐复杂，求解的难度巨增。现在全球风险在扩散，大国如何管控全球风险，不是简单的双边问题，实际上变成了全球性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管控好了是机遇，否则就是纯风险。
未来发展的六大趋势
趋势是指向未来的，未来发展存在六大趋势：一是数字化（数字化是数字革命的演化，现在进入到了智能化阶段），二是低碳绿色化，三是金融化，四是城市化，五是老龄化，六是新型全球化。
在这六大趋势中，全球化现在正转向一种新型全球化，全球化没法“逆”，特朗普政府想“逆”也“逆”不了，不过是想搞另一种全球化而已。我国现在数字化进入智能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其发展势头是不错的，还有低碳绿色转型在全球也是领先的，这两个方面我国已经获得相当优势。
而对于金融化这个问题的认识、理解，及相关体制都是严重滞后的，把金融当成是一个虚拟经济，不利于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在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上，现在不是很清晰。现代化强国终究是要靠金融强国来加持的，金融强国建设在大国博弈中已经变得十分紧迫，尤其是数字货币，正在产生新一次的货币革命和支付革命，对国际竞争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如果把一国的竞争力用一把刀来形容，农业是刀把，工业是刀身，而金融则是刀刃。若有锋利的刀刃、韧性的刀身，加上结实的刀把子，在国际竞争中则必胜。
在城市化方面，实际上是有疑虑的，总是担心农民如果没有土地，到了城里以后一旦出现重大的变局会不利于社会稳定，所以总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保留一块地，来替代社会保障，保持社会稳定。这种观念导致城市化障碍重重，超过半数的人口依附于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除了打工，农民家庭无法做出自主的选择，想从低收入的温饱状态中摆脱出来，进而变为中等收入群体十分艰难。
户籍城镇化率严重滞后，带来的是社会阶层的固化，一个社会群体或阶层对未来希望的丧失，其隐含的社会风险是不言而喻的。户籍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一直没有缩小，导致我国城镇化的内在动力减弱，拖累国内大循环和经济增长。
就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或对于超过全国人口50%的农民这个群体来说，对不想当农民的向往，并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按照城乡分治体制，他们即使到了城里，迟早还得回到乡下去，不仅是这一代，可能下一代、再下一代也没有在城里扎根的希望。现在我国大约有2.9亿农民工，如果要变成真正的市民，按照现有市民化的速度，10年、20年也许都完成不了。如果说，我们要加快市民化的速度，假如在“十五五”期间要完成这一目标，一年就需要转化四五千万人，现在能做到吗？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个准备？
我认为这六大趋势是不可逆的，是我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当前的形势高度不确定，但是趋势是确定的，我们不能逆着这个趋势来；否则，当前形势即经济运行会有更大波澜。
趋势虽然确定，但是在这个趋势当中，隐含的风险实际也是巨大的，因为原有的规则、制度、法律很多已经不适用了，特别是人工智能渗透到了千行百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数字革命产生了新型就业形态，社保制度如何适应这个变化？金融数字化产生了新的金融业态，存款保险制度、金融监管制度、中央银行制度等都面临诸多的不适用。未来趋势看似确定，而其演进过程带来的宏观风险却是在不断扩散的，所以如何管控大趋势演变中的公共风险，或者说宏观风险，同样是对政府的一个重大考验。
以宏观风险为导向的宏观调控目前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风险的观念和分析框架还没有完全形成，还停留在过去“出清市场”的概念中，“出清风险”的思维还不清晰。进入风险社会，出清风险比出清市场更加重要。出清市场是供需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宏观均衡的问题。宏观风险与市场预期相互反馈，成为现代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只有出清风险，才能防范或者遏制二者之间的恶性循环。
当前形势高度不确定，未来趋势基本确定，但都存在着极大的风险挑战。就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趋势结合分析，我认为当前的形势是大趋势中的浪花，怎么把形势放到未来大趋势来观察分析理解，这决定了我们能否有效应对风险挑战。
分析形势不能脱离大趋势，脱离大趋势来看形势，容易短期化，容易就事论事。搞清楚形势与趋势的吻合度有多大，这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关键，也是管控风险的切入点。如何分析当前的形势，比如经济增长、宏观政策，都应从与大趋势的吻合度来观察判断。其吻合度有多大，意味着面临的宏观风险态势的变化有多大。我们的改革和政策是否都顺应了大趋势，仍要具体加以分析和评估。至少在顺应城市化趋势方面的改革举措和相关政策需要加力。
2025年宏观经济形势变数多 需警惕难以预料的风险
具体到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大概率是前高后低。现在开局良好，但即使宏观政策加码，赤字率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再宽松，后面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如果改革方面不加码，改革和政策没有有机结合形成合力，仅在宏观政策上发力，效果会微乎其微。从这点来看，今年要实现5%左右的增长目标，难度上升。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名义增速，放在全球来看实际上是变慢了。考虑中国的经济增速状态的变化，现在越来越需要关注名义增速，而且要放在全球去看。观察我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差距，看中美差距，都是用名义经济规模，而非实际经济规模。我们拥有的实际财富都是名义值，扣除物价影响，则意味着财富（资产）缩水。如果我们忽略了名义增速，只是看实际增速，有可能会夸大形势好的一面，忽略了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倒挂所带来的隐藏的巨大风险。
现在宏观数据不错，而且开局非常好，但是微观感受，从财务指标来看，财政收入2024年整个税收呈现负增长3.4%，靠非税收入支撑。如果今年还是这样的情况，可想而知，财政收入可能依然会负增长，财政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财政压力越大，地方政府的行为越容易出现变形，地方政府行为变形就会出现“远洋捕捞”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这就是由财政压力转化而来，当然也与法治环境有关系。从这点来讲，现在面临着内生动力不足和外部冲击上升叠加的双重问题，这个风险就非同小可。
从2025年一季度数据来看，产业结构在调整优化。从制造业来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局部在优化；而从宏观视角看，实际上是在逆转。服务业的增速慢于制造业，服务业比重下降，这符合产业演进趋势吗？我认为这是存在问题的。现在大的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是不匹配的，服务消费占比在整个消费需求中应该上升，现在大概仅有46%的服务消费。但是，现在服务消费受到体制机制的限制难以提升。比如，养老服务的消费，涉及到土地性质变更的问题、存量房转成养老用房的问题等等。总体来看，今年的就业、收入、财政、银行面临的压力会更大。
“关税大战”对中国的影响及机遇
面对当前形势，应该用20%的精力和注意力应对特朗普政府，用80%的精力和注意力用于办好自己的事。现在大家的关注点需要真正转到中央关于改革和宏观调控等决策部署上来，办好自己的事情，包括经贸投资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布局。
今年4月，美国发起的“关税战”及其引发的全球不确定性上升，对中国来说机遇大于挑战，分析如下：
一是美国战略与中国战略虽然在时间上有点不太吻合，但仍存在一定的吻合度。现在美国希望在金融，尤其是货币，以及贸易、投资等方面重构一个新的全球规则和秩序，以便对美国更加有利，让“美国更伟大”。对中国来讲，中国要复兴，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需要逐步发挥主导作用，参与全球规则和秩序的构建。所以从战略上观察，两国都希望重塑一个新世界，这个想法是一样的，不同之处是谁来主导的问题，谁的方案更有利于全世界和人类的未来，而不只是本国。
再就是时间点的问题。中国希望自己变得更强大了，一步一步来实现这个宏观目标，让中国的发展带动全人类更好地发展。但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急不可耐了，他们觉得美国从顶峰开始下滑了，产生了战略焦虑，所以他们想用所谓“对等关税”来冲击全球秩序，重构一个美国所希望的对美国更有利的新的世界秩序。
对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解读和认知，不能局限于财政收入的角度，而应看到，这是颠覆全球经贸秩序的一个手段，是重构一个更有利于美国的全球秩序的一招。从战略上，我们可以顺势而为，借力参与全球规则和秩序的重构，推动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二是外部关税的压力可以转变为做大做强内循环的动力。要彻底摆脱外循环的原有惯性，建立一个新的双循环体系是不容易的。现在外循环的传统惯性很大，有时候有些地方政府也不由自主倾向于传统的外向型——注重卖和买，缺少买和卖的主导权，致使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大，脆弱性由此衍生。
三是要趁此机会做大朋友圈，以制度创新扩大制度供给的方式，来实行主动的单边开放。不仅在旅游方面，在其他方面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一些国家和商品实行单边开放，实行零关税，增强国内市场的吸引力，只有这样才能做大朋友圈。
现在人民币替代不了美元，但是也提供了一个做强人民币的机会，要抓住这个机会。做大做强人民币，就需要加快财政金融改革，为全球提供优质人民币资产，并提高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在全球金融定价中的地位和作用。现在一些外资金融机构，包括他们的一些分析也表明，国际资本寻找安全资产的动机很强，瞄准中国的也不少。那就看我国能不能适应国际资本寻求安全资产、配置人民币资产的需求。我国的主动作为非常重要，这个机会稍纵即逝，需要推动人民币在资本项下的改革。
与上述三个方面相适应，当前的宏观政策应进行适应性调整，其重点是扩大服务消费。现在“两新”政策里，消费品的以旧换新要扩大到服务消费的补贴，因为商品的以旧换新政策效果边际递减非常明显，而且有透支未来的风险。所以，要转向服务消费，特别是养老服务的消费，可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此外，要将改革切入到宏观政策当中，基于宏观政策效果的提升来推动改革。现在宏观政策效果边际递减，我们的政策处方的“剂量”在加大，但是效果边际递减，这实际上就是与体制机制不完善有关。
再有，要建立基于“风险—行为”的宏观分析框架，深入观察居民、企业、地方的行为及其反应模式，为宏观调控提供基准。现在的重点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及其反应模式出现扭曲，使中央的宏观调控出现无力感。地方隐藏风险的动机在增大，企业转移风险的动机在增强，农民回流的风险也在增大。若能积极引导这三类行为主体的行为，那么，就可进一步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有了条件。
改革是有共识的，但如何改革，包括改革的方式，则值得探讨。如果仅仅将改革任务分配到各个部门和地方，且挂牌督办，各个部门和地方据此出台相应文件，出一项改革文件，就算完成一项改革，若是如此这般，那么，改革的实际效果将不言而喻。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抓大带小”，分类分层，抓住关键，以标志性改革带动其他改革。就此而言，改革习惯了的改革方式，在当前显得尤为紧迫。
作者刘尚希系CF40成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登于《企业改革与发展》杂志2025年第7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