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退群”后可持续金融市场发展展望
最近几个月，美国在气候合作与可持续金融领域的一系列“退群”行为，如退出《巴黎协定》、退出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辞任二十国集团（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共同主席等，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全球可持续金融发展前景的担忧。
然而，笔者认为，从政府资金的角度来看，美国“退群”对全球可持续金融发展的实际影响较为有限，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完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在制定标准、强化披露、提升碳市场功能、提供增信和能力建设等领域加倍努力，更为有效地动员社会（私人）资金参与可持续投资来应对全球面临的气候挑战。
美国联邦资金退出 对全球可持续投资的影响有限
据笔者粗略估计，以绿色与可持续项目投资为边界（不包括二级市场对绿色证券和基金类产品的投资），目前实际发生的全球可持续投资总规模已达每年约3万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绿色投资约为每年1.2万亿美元。这些投资绝大部分来自社会（私人）资金，而非政府财政资金。根据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的报告，到2030年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投资规模在每年4万亿～6万亿美元。
从全球可持续投资的资金构成来看，政府财政资金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仅在10%左右。2022年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支持可持续投资的政府拨款约为500亿美元（包括给清洁能源、电动车、碳捕捉和其他气候项目的投资、研发经费与补贴），占美国全部私人部门年度可持续投资估计数（约1万亿美元）的5%。
从国际援助角度来看，近年来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动员的气候资金（包括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资金）不到1000亿美元，占全球可持续投资的需求量不到2%。在这1000亿美元中，美国的贡献占比不到10%，换句话说，美国联邦政府支持他国的气候资金占全球可持续投资的总需求不到0.2%。
这意味着美国联邦政府减少气候方面的投资并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全球可持续金融的资金根基；即使美国向各类国际组织和气候基金提供的资金降至零，对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实质影响也是有限的。
当然，美国气候政策的反转对全球气候投资的影响不仅表现为联邦政府撤资，还表现为一些私人部门（如美国金融机构）在该领域的信心受到打击，部分体现在这些金融机构迫于压力退出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GFANZ）等国际倡议，某些金融机构开始在网上撤下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承诺。
鉴于此，一些金融从业人员开始担心未来可持续金融市场的发展前景。事实上，可持续金融发展的真正动力并不来自某些机构的宣誓或表态，而是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给许多国家产业、企业和就业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和实实在在的利益。
以中国为例，近年来以新能源、电动车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的增长已经贡献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50%，在产生环境和气候效益的同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技术创新和就业机会也为金融服务提供了更大的业务发展和利润空间。这些机遇同样会青睐愿意投身于绿色低碳发展的其他国家、企业、金融机构和个人。
因此，只要全球其他国家和政府、主要金融机构、美国的非政府机构共同努力，更加积极、创新地动员私人资金参与气候减缓、气候适应等可持续投资，完全可以对冲美国“退群”带来的影响。
国际社会应合作推进全球可持续金融发展
在美国“退群”的背景下，G20主要成员、某些联合国机构和金砖国家应该体现更强的领导力，主动承担起发起议题、识别瓶颈、提出解决方案、提供全球协调功能等“国际公共产品”的作用。下文讨论几个具体领域，并重点强调中国在这些领域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
1、提升国际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的兼容性与一致性
建立有兼容性的可持续金融标准是促进绿色资本跨境流动、帮助全球尤其是南方国家开展绿色融资的关键之一。2020年，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提议下，中国和欧盟牵头发起了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下的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工作组，开始编制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旨在提升国际可持续金融标准的可比性、兼容性与一致性。工作组在2022年发布了中欧共同分类目录（CGT），其中包含了中欧共同认可的72项气候相关可持续经济活动。
CGT发布后，几乎所有的中国金融机构都用CGT贴标在境外开展绿色融资，这有力地证明了CGT对促进跨境绿色投资的有效性。2024年11月，工作组又推出了由中国、欧盟和新加坡共同编制的多边共同分类目录（MCGT）。MCGT包括了110项三方共同认可的可持续经济活动，有望成为更多国家和地区编制与修订其分类目录的基准，并成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开展跨境绿色投融资的贴标工具。
下一阶段，工作组应该进一步扩大参与编制MCGT的国家群体，争取将巴西、印度尼西亚、南非、澳大利亚等纳入MCGT未来版本的发起国。中国作为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工作组的倡导者以及CGT的主要受益者，有义务也有能力说服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MCGT，共同将MCGT打造成更具权威性和普适性的国际可持续金融定义基准，为促进绿色资本跨境流动，尤其是为全球南方国家获得国际绿色融资提供有力支持。
2、促成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低成本落地
构建全球可持续金融市场的另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是逐步统一各国可持续披露的标准与规范。各国制定一套互相不兼容、不认可的披露准则会阻碍气候与可持续资金在不同市场之间的流动，尤其会加大南方国家和中小企业开展绿色融资的难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21年和2023年，G20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对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分别表示了明确支持，为ISSB编制的可持续披露准则成为全球基准提供了强大助力。到目前为止，ISSB准则已经被包括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接纳，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颁布了相关法律法规。
许多国家虽然表示了对ISSB准则的原则性认可，但是对于何时出台强制性披露的相关要求显得十分犹豫。主要原因是实体经济的参与者（如企业和银行）普遍表示实施ISSB准则的难度大、成本高。在没有数字技术帮助的情况下，一个中国的中型上市公司按ISSB准则编制披露报告的成本可能在50万～100万元人民币，在其他国家的成本可能会更高。
如果能够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技术整合全球碳排放因子库、强化能力建设等工作，大幅降低数据采集、计量、报告成本，并与金融机构有效对接，就有望说服更多的国家参照ISSB准则尽快推出强制性披露要求，从而建立全球兼容的可持续信息披露体系，为发展以气候信息为基础的可持续金融服务（如与碳强度挂钩的贷款和债券等）提供保障。
依托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优势，借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良好实践，中国可以大幅降低可持续信息披露成本并赋能可持续金融发展。中国有关部门可以有意识地重点支持和鼓励这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不但能解决中国如何落地ISSB准则的问题，更能为全球南方国家大规模推广ISSB准则提供技术支撑。
3、提升全球自愿碳市场的兼容性和互联互通水平
自愿碳市场作为可持续金融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可以在为全球碳减排提供激励机制和融资能力方面发挥很大作用。但是，由于缺乏全球统一的标准，加之一些市场在运行中缺乏规范性与透明度，近年来出现了多起碳信用领域“洗绿”事件，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自愿碳市场的交易量因此大幅萎缩。自愿碳市场的萎缩也减少了许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碳减排项目的资金来源。
此外，自愿碳市场还面临着跨境交易中是否及如何进行国家自主贡献（NDC）的相应调整、市场参与者能力缺失，以及项目开发与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MRV）成本过高等问题。要促成全球自愿碳市场的高质量、规模化发展，首先必须提供一个全球的公共产品，即多数国家和市场认可的全球自愿碳市场标准的统一基准。
在自愿碳市场基准方面，自愿碳市场诚信委员会（ICVCM）致力于编制适用于全球的自愿碳市场国际准则，于2023年正式推出核心碳原则（CCP），并已成功说服私人部门牵头的主要自愿碳市场标准[如黄金标准（GS）、自愿碳标准（VCS）等]采纳CCP，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些市场标准的兼容。
但是，作为一个私人部门发起的非政府组织，ICVCM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说服数十个国家中由政府发起的自愿碳市场采纳CCP。
笔者认为，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和相关的联合国成员机构应该积极考虑对CCP表示明确支持，帮助和促成CCP成为全球自愿碳市场（尤其是政府发起的自愿碳市场）标准的基准，并促成在《巴黎协定》第6.4条规则中明确将CCP作为签发第6.4条减排量标准的基础，这样才能实现私人部门发起的自愿碳市场、政府发起的自愿碳市场和国际自愿碳市场（尤其是在第6.4条规则下）的互联互通。
鉴于中国在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中的领导地位和与ICVCM的良好合作关系，中国可以在推进全球自愿碳市场标准一致化和互联互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提升气候适应项目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的可融资性
最近，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可持续金融领域专家开始讨论气候适应项目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的融资问题。这两个领域也都是全球南方国家非常关注的内容。
比如，非洲是受气候变化物理风险影响最大的地区，干旱等危机可能带来粮食的大面积减产、饥荒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显著下降。因此，气候适应项目的融资对非洲来说或许比气候减缓项目的融资更为重要。此外，巴西等对保护亚马逊地区的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也日益重视。
据估计，全球气候适应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融资需求将达每年万亿美元，但资金缺口达80%～90%。大部分气候适应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融不到资金的最大瓶颈是项目没有稳定的正现金流甚至完全没有营业收入，这些项目是不可融资的项目。打破瓶颈的办法是优化“项目设计”，使得原来不可融资的项目成为可融资的项目。
在提高项目的可融资性方面，中国有不少经验可以分享。比如，可以把海绵城市项目中的排水系统与供水项目绑定，用“卖水”收入支持该项目涉及的气候适应功能；在设计高铁项目时，充分考虑极端气候的影响，以高铁车票的收入来支持该项目涉及的气候适应功能；在沙漠治理项目中引入光伏发电、畜牧养殖、中草药种植等有经济效益的子项目，以这些子项目收入来支持治沙等生态修复功能；在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的周边开发生态旅游项目和生态养殖项目，增加项目业主和当地居民收入。
自2020年以来，中国生态环境部已经向金融机构推荐了166个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项目，这些项目大多兼有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这些项目有较为先进的理念，使用了创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满足了市场需求。应该通过与各类国际组织和推广可持续投资的国际平台合作，让这些良好实践得到有效传播，让世界各国都能受益。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多数气候适应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使用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还不成熟，项目面临的信用风险较高，这也加剧了融资成本高、难度大的问题。鉴于此，中国、欧洲、日本、英国、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等有能力和意愿的国家与地区可以深度研究、共同发起绿色担保基金，为全球南方国家可融资的气候适应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提供增信服务，降低这些项目的融资成本，吸引更多私人资金参与，提高项目成功率。
绿色担保基金可以由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来管理，也可以设在绿色气候基金或全球环境基金之下作为子基金。参考世界银行集团旗下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的经验，一个具有良好运行机制的绿色担保基金完全可以实现财务可持续，并可为投资于该基金的国家提供合理的回报。
5、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下促成绿色贸易与投资安排
美国政府在退出《巴黎协定》、减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的同时，也在大幅提高对其他国家的关税，全球经济增长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因此受到严重威胁。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和其他认同自由贸易的国家应该以更加创新的思路来维护国际自由贸易格局，同时争取将自由贸易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笔者认为，应该将区域绿色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作为“志同道合”国家之间开展多边合作的一个重点，这种合作也将为可持续金融发展提供重要的实体经济支撑。
所谓绿色贸易政策，即在一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针对绿色产品和服务，以更快的速度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关于绿色产品和服务的界定标准，笔者建议使用一个覆盖面较广的定义，这个定义下的绿色产品和服务既包括传统的“环保产品”（如用于污染治理的设备、绿色能源和节能设备等），也包括产生环境效益的服务（如环保检测、绿色认证、绿色建筑设计、绿色金融、ESG信息披露等），还包括各种低碳产品与服务（如低碳钢铁、低碳水泥、低碳化工产品、低碳农产品、低碳纺织品、低碳船运和低碳航空服务等）。
关于降低贸易壁垒，不仅应包括降低关税，还应该包括降低多种非关税壁垒，例如，通过统一自由贸易区内绿色产品和服务的认定标准、数据格式、认证方式等降低跨境贸易成本。
笔者牵头的研究团队运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对在RCEP的15个成员国范围内实施绿色贸易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初步模拟和估算，研究发现只要有适当的政策设计，绿色贸易政策不仅可以加速区域内所有国家的低碳化进程，还可以使所有国家在经济上受益。这表明应对气候变化与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完全有可能是一致的，绿色自由贸易政策就是“一石二鸟”的政策选择。
此外，还应该重视在RCEP绿色自由贸易安排中体现促进绿色投资的措施，使更多的东盟国家可以受益于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的投资和技术转让，让一部分绿色产业供应链布局到东南亚，以进一步促进当地的就业增加和制造业发展。
绿色贸易与投资安排可以在实体经济层面创造更多的绿色产业发展机遇、更多“可融资的”绿色与可持续投资项目，从而为可持续金融的发展提供更大动力。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有实力也有义务承担起组织这个议题的讨论和推动其落地的责任。
6、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服务
过去十年间，全球可持续金融市场的规模增加了约十倍，但大部分成规模的绿色投资项目都发生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和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金融市场发展严重滞后，这使得其无法在本地金融体系中获得足够的绿色资金，导致其绿色项目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比如，东南亚地区的新能源投资缺口达80%，非洲地区的新能源投资缺口高达90%。
导致发展中国家可持续金融体系建设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在政策与标准体系建设、绿色金融产品开发、绿色项目设计等方面的能力缺失。强化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已成为国际共识。2023年，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提出的《技术援助行动计划》（TAAP）呼吁各国和各类机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更协调的能力建设服务，助力其构建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体系。
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于2023年牵头发起的可持续投资能力建设联盟（CASI）旨在系统性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持续投资方面的培训和技术援助服务。自2023年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正式启动以来，CASI的成员机构（包括发起机构、知识伙伴和传播伙伴）已经扩大到67家，CASI团队在巴西、南非、东亚、中亚、中东等地开展了一系列能力建设服务，已为来自全球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5400多人提供了可持续金融培训，并开发了线上学习平台和相应课程。
培训内容涵盖可持续金融标准、可持续信息披露、绿色金融产品、气候风险分析、碳市场、转型金融、政策激励等多个核心领域，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并开发了多语种、覆盖十多个议题的线上课程。截至2025年3月末，已有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在线上平台注册学习。CASI还制定了有雄心的长期目标，预计在2030年之前将为全球10万人提供可持续金融培训。
- 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发展迅速、成效显著，有力地支持了绿色产业（包括新能源、电动车、污水处理、固废处理等）的发展。基于此，中国可以在绿色金融领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符合其国情且行之有效的实操经验。此外，中国主动发起和深度参与了许多国际多双边绿色金融合作机制，提供了多项国际“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并与合作伙伴建立了互信关系。
未来，中国应该进一步发挥这些优势，联合更多志同道合的国际组织、金融机构、研究机构和公益组织，共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服务，并将这项工作纳入国家对外援助。除了CASI已经开展的可持续金融培训，中国在其他气候相关领域（如绿色能源政策、碳中和园区、绿色科技赋能等）还可以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赋能服务。
作者马骏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选自《中国金融》2025年第12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