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何处去

全球治理因何失灵

郭凯：面对人工智能（AI）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挑战，世界需要更好的治理体系来应对，但目前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变革，且不一定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请大家谈谈对全球治理的看法。

金立群：关于全球治理如何应对全球挑战的问题，可能当前“治理”这一概念本身就构成问题，无法提供解决之道。因此，我们需要对治理的定义和概念进行深入研究。

目前，“治理”一词已成为讨论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很少有人思考它的真正含义。不同的人对其理解不同，导致大家在讨论治理问题时经常各执一词。

“治理”作为一个名词，来源于动词“govern”，动词“govern”具有多种相互关联却又不尽相同的含义，它并不指向单一的概念。

《牛津英语词典》对作为动词的“治理”有三种解释：第一，用权威来统治，以宪法或专制的方式处理国家主体的政策、行动和事务，规范组织的程序等，比如指挥军事行动；第二，控制、影响、规范或决定他人的行动或事件的进程；第三，引导、指挥、领导某项进程以实现某一目标。对作为名词的“治理”有两种解释：第一，管辖、控制和权威；第二，治理的行动、方式和制度。

综上所述，治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某一机构及其效力或权威，二是使其发挥作用的组织结构，三是某一机构为实现某一目标或一系列目标，所使用的运作方式、程序规范和规则程序等。这里的机构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主权国家、商业公司、社会组织或任何一群人共同建立的协会、学会、行会、联盟、俱乐部、企业、公司、基金会、机构等。

为了互助和保护其成员或实现某些共同目标而成立的机构，比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大多数其他多边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都是全球性机构，其运作反映了全球治理。它们的组织结构、职能和管理都是基于其创立者和拥护者的共识以及所遵循的惯例。

当遇到全球性问题时，人们通常会向这些机构寻求问题答案和解决办法。但当人们面临挑战进而向这些机构求助时，这些机构似乎越来越不能像预期般发挥作用，所以人们对这些机构的失望情绪越来越普遍。

治理是一个中性概念。黑手党也有自己的治理方式，一些秘密社团也是如此。他们的治理虽是邪恶的，但任何一个国家或公共机构在一定情况下都有可能会被领导者或合作伙伴引入歧途，一个原本健全的机构也会失灵，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机构的好坏取决于组成机构的每个成员。并非所有成员都有一致的想法和行为，因为他们往往受自身利益的驱使，其行为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或制约，如价值观、地位、权力等（这也是治理的另一种含义）。

气候变化、大流行病、人口问题等都是全球性问题，但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设立的机构有时却存在很大分歧，因为决策者之间往往意见不一致，并非处于同一条战线上。事实上，他们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有些是合理的，有些则是不合理的，结果往往是问题越积越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负责应对全球挑战的机构缺乏权威性，没有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可循，即使有约束性规则，有些参与方也可以肆无忌惮地拒绝遵守。

全球治理体系中，主权国家的力量胜过国际组织的力量，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胡晓炼：当前全球治理的效率越来越低，其作用也未能达到预期。十多年前，当全球面临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时，主要经济体开展了一场卓有成效的全球治理合作，这为今天改善和加强全球治理提供了启示。

具体而言，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构成了严重冲击，全球主要银行面临濒临倒闭的风险，金融市场动荡不安，融资功能受阻，一些国家的主权信用受到重创。在这样的背景下，G20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G20首脑合作机制建立之后。

这次危机中，全球治理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一是建立了主要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协商和协调机制。

二是各国共同努力，完善了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的缺陷，例如出台了加强银行监管的《巴塞尔协议Ⅲ》。

三是主要大国积极承担责任，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中国为例，尽管中国并非危机发源地，其金融体系很稳定，经济增长也很强劲，并没有直接受到危机的冲击，但中国依然积极参与各项应对措施，并承诺贡献必要的资源，积极参与首脑协商机制的建立。

比如，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欧洲小国冰岛受到了严重冲击，其金融体系因大量从事衍生品交易而积累了巨额坏账。尽管冰岛与中国相隔万里，但冰岛向中国求助，请求提供流动性支持。中国积极响应，通过货币互换的形式为冰岛提供了其所需的流动性支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展现了作为大国的责任担当。

四是国际金融机构也在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积极协调资源，国际清算银行（BIS）积极协调对于银行监管制度的强化等。

从这些经验中可以看出，为了进一步强化和发挥国际治理的作用，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全球应具备共同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合作意识，不能仅考虑本国短期利益，而应该将全球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二是大国要有担当，要承担更多责任；三是国际组织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四是要通过共同努力加强制度建设，比如在金融危机后建立的各种金融安全网，包括IMF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以及区域性金融合作机制的安全网。

全球治理何去何从

Jacob A. FRENKEL：对世界来说，全球治理的下一步是什么？八十年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创立时，人们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全球贸易体系崩溃，人们不知道世界接下来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于是就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它诞生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家酒店。四十年前的1984年，我在布雷顿森林酒店参加了另一场会议，主题是“全球治理的下一步是什么”；4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面对同样的问题。

此外，在80年代末我成为IMF研究部主任时，曾任IMF总裁的雅克·德拉罗西埃（Jacques de Larosière）告诉我，我需要为董事会准备的第一份文件的标题是“全球治理的下一步是什么”。

我预测，当十年后我们再次相聚时，仍会有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全球治理的下一步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答案，这是因为，虽然问题保持不变，但全球体系变化巨大，答案也会随之改变。

换句话说，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会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全球治理方案，放任不管十年后这一方案仍然有效。世界处于变化之中，我们必须全面考虑体系改革，将其视为一个终身任务，而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这意味着，任何变革举措均需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

我们需要全球治理的原因在于，世界是相互依存的，并且存在外部性，一个国家的政策会影响世界其他国家。因此，从逻辑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一个将外部性内部化的系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系统运行良好。

问题在于，为什么将外部效应内部化这件事如此复杂？答案在于，在政治领域，政府由国内选举产生，虽然政府政策的影响是具有全球性、外部性的，但政治体制的自动倾向和本能倾向是“让我们担心自己的后院吧”。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激励机制以及一个系统，让一国政府在做决策时能够考虑到世界其他地方。

除了创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外，在国际政策协调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的五大工业国（G5）需要讨论它们的汇率政策，于是有了所谓的《广场协议》。当时主要是各国财政部参与决策制定，央行只是决策的执行机构，不参与讨论和审议，换言之，各国央行在《广场协议》制定过程中并没有发挥作用。

此后，还出现了《卢浮宫协议》。《卢浮宫协议》的会谈地点是一个大型博物馆，当时七大工业国（G7）面临着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每个系统都需要回答的“5W”和“1H”问题。

5W包括：一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全球系统来解释外部性（Why）。二是应在什么时候进行讨论（When）。关于讨论时间这一问题，存在两种极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在出现危机时召开讨论，比如在伦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会议；另一种观点认为，要将会议作为一种常态，随时都可以讨论。三是各国应该协调什么（What）。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在不断变化，最初是汇率，然后是财政政策，接着是贸易政策，最近还包括了健康政策和技术政策。所有部门全部参与讨论或将产生分歧，因为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所以，由谁来协调（Who）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然后是如何协调（How）。我认为，在创建一个系统之前，我们需要明确回答“5W”和“1H”的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优点之一是其合法性，合法性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法律层面，它是以条约为基础的协议；二是声誉层面，如果你的过往记录是正面的，人们就会听从你的意见。与之相反，G20并没有一个条约作为后盾。

处理国际治理问题，通常涉及预防、管理和解决三个步骤。首先要有危机预防系统，如果预防失败，需要一个危机管理系统；如果管理失败，则需要一个危机解决系统。

预防通常得不到政治支持，因为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人们没有动力聚在一起讨论；只有在陷入绝境、形势危急时，人们才会想要补救。例如，只有在火灾发生时，人们才想要迅速灭火。人们通常会倾注大量的水，我们可以把水称为量化宽松，也可以称为大水漫灌。但是人们往往不会关心地毯如何承受大量水的浸泡，因为当前有火灾需要扑灭，所以非常注重短期。

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系统能够在扑灭火灾的同时不会为下一次危机埋下种子？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具有中期视角。换句话说，我们所需要的全球治理体系，远比我们仅仅达成共识要复杂得多。

《广场协议》的讨论由美国当时的财政部部长詹姆斯·艾迪生·贝克三世发起，当时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日本身上，因为日本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会议被称为“国际政策协调”，德国人不喜欢“协调”一词，因为他们不喜欢被指导。虽然德国政府清楚自身的政策存在外部性，但由于德国政府通过国内选举产生，所以他们认为财政政策应由德国议会决定，而不是由外界来定。

因此，广场辩论变成了文字游戏，该会议不是“协调”而是“合作”。如果是合作，就要问合作的内容是什么，答案就是信息共享——告诉别人你打算做什么，而不要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如何回应，这样至少别人可以理解你的模式和其他信息，但这需要信息的透明度。

最后，用一句在物理学和经济学中都适用的话来结束本次发言：在一个系统中，只要想在一端按下某个按钮并希望在另一端得到结果，就绕不开三个要素：第一是发射器，第二是信息，第三是接收器。如果这三个要素中有一个不够明确，那么整个信息系统就会变得模糊，信息无法有效传递，最终导致系统失败。

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沟通机制，也即正确的信息定义机制和信息传递机制。这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有噪音时，需要提高音量让别人听清，否则人们会感到困惑；而在一片寂静时，即使低声细语也能听得一清二楚。这体现出央行信誉的重要性。

张宇燕：全球治理向何处去？首先，我们要回头看，思考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其次，是来看今天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如今我们讨论全球治理问题时，大家都认同存在巨大的治理赤字，许多本应解决的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比如气候变化、环境问题等。此外，还有一些更为紧迫的议题，例如AI。关于AI对当今乃至不远的将来的影响，评价越来越多元化，既有积极的评价，也有消极的评价。不过，AI治理才刚被提上议事日程，未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造成这种巨大治理赤字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全球治理从一定意义上来看就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具有非排他性，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然而，提供这种治理并非没有成本，而且成本往往很高，因为它涉及规则的制定与执行，但却没有一个全球政府来强制执行这些规则。在全球政府缺位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应对影响所有国家的全球问题变得尤为困难。这便是“搭便车问题”和集体行动难题。

第二，各国政府由本国选民选举产生，它们的首要任务是对本国负责。责任的地方化意味着全球性问题往往不是其优先考虑事项。这种情况下，出现全球集体行动不足，即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短缺，也是自然而然。

第三，大国博弈也是加剧全球治理赤字的一个重要因素。刚刚胡晓炼行长提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G20框架下的国际金融合作曾取得良好成效。但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国博弈的新时代。

如果将博弈分为三类，最理想的是互利共赢，其次是零和博弈，即一方赢、另一方输，而当前大国博弈则呈现为负和博弈——我可以受损，只要对手遭受更大的损失。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个别大国利用全球治理体系打压竞争对手，那么全球治理赤字只会继续扩大。

讨论了上述三个导致全球治理赤字的原因后，我们便可以探讨如何补救或如何改进全球治理。

首先，针对眼前的具体问题采取替代性措施。举例来说，WTO争端解决机制失效后，欧盟与中国建立了临时争端解决机制方案。这是很积极的行动，但还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世界各国还需要就WTO的全面改革做出努力。

其次，鉴于全球问题日益严峻，各国之间达成全球治理共识的条件日趋成熟。由于各国与形形色色全球问题的利益攸关度差异很大，对全球治理这一公共产品的贡献能力不同，因而就具体领域或问题的治理达成一致的难度可想而知。这时，需在达成顶层共识的基础上，构建多层次的规则体系，即从全球治理宪章开始，逐渐细化至不同领域的具体规则，特别是通过不同层级规则间的逻辑关联与现实利害关系，最小化国家间的治理分歧。

最后，大国合作不可或缺。即使是在大国竞争的局面中，各国也应当遵循共同接受的规则。如同拳击比赛一样，虽然双方意图击败对方，但仍需遵守既定规则并尊重裁判裁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陷入双输局面，使全球治理状况有所改善。

Clay LOWERY：关于全球治理的下一步，我认为有五个方面的挑战。

首要的一点是，很明显，当前很多国家对彼此的看法大相径庭。由于他们各自采取行动，实际上全球很难加强任何联系。治理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中一部分是信任，如何建立信任成为挑战。

第二点是国家之间的动态关系，尤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态势最为关键。众所周知，自2009年以来，美中双边关系出现恶化，这就加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当双方几乎无法进行对话时，如何能够深入讨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况且这些问题与双方之间的争端密切相关。因此，尽管尝试为这些问题找到全球治理的解决方案并非完全不可能，但希望渺茫。

第三点是以往被视为共识的政策现在遭遇了反弹，或许人们已经开始青睐那些非共识性的政策。具体来说，自由贸易通常被大多数经济学家视为利好之事，长期来看其在很大程度上也确实如此，但现在自由贸易已不再是共识。这种转变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全球治理的难度由此增加。

世贸组织应在争端解决机制中发挥何种作用？应该寻求更多的市场准入还是应该相互设置更多的贸易壁垒？各方如果在这些问题上都无法达成一致，又如何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进行对话和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呢？

与此同时，各国开始热衷于产业政策，但产业政策的本质就容易在各国间引发问题。全球治理目标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尽量避免“以邻为壑”的政策，而我个人认为，产业政策本质上就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虽然我们可以粉饰它，但本质上确实如此。

昨晚晚餐之际，我们讨论了产业政策与国际贸易，大家持有不同的观点，这没有关系，但当被支持的那些政策实际上并不能引导我们走向更好的治理时，就会使得关于治理的讨论变得更加艰难。

第四点我称之为“启动失败”，虽然我们在国际层面上制定了标准和方法，但却无法在一国之内推行，这涉及到政治和国内问题。

在金融监管方面，我们做了大量提升银行和保险公司资本标准等方面的工作，但现在我们遇到了导致分裂的问题，在气候变化、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以及可持续金融问题上，欧洲和美国的观点大相径庭，尝试建立一种能够包容这些不同观点而不会导致分裂的治理结构是非常困难的。

在美国，我们正在就如何实施《巴塞尔协议III》进行一场大规模辩论，这导致我们现在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澳大利亚、日本和加拿大实际上已经实施了《巴塞尔协议III》；而欧盟和英国只在规则上大致达成了共识。当全球主要国家不知道是否要做这些事情时，其该如何实施呢？

最后，在张宇燕教授讨论内容的基础上，我想就如何应对正在被技术和数字问题改变的整体格局作更进一步的探讨。

人工智能要发挥作用，最大的瓶颈之一就是数据。不管科学家和工程师有多聪明，如果没有优质的数据，人工智能就难以发挥作用。然而，世界各国在这个问题上非常严格，原本相对宽松的美国也开始变得严格，不允许数据跨境传输。

因此，跨国公司无法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之间传输数据。这背后的原因包括国家安全、产业政策方面的考虑以及对隐私的担忧，这些原因都可能是合理的，但处理这些问题的巨大难度让我难以相信，在处理更为棘手的人工智能问题时，世界能够找到真正有效的全球治理标准。尽管我想乐观一点，但技术问题会使未来的处境更加艰难。

中美关系对未来全球治理的影响

郭凯：我们并非必须乐观，现实一点即可。我们需要探讨的话题非常多，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就是，全球治理本质上就是中美关系。我认为，自2008年以来，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国为什么能在2008年之前合作得如此之好，而现在却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与美中关系有很大关系。各位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对未来全球治理的影响？

Clay LOWERY：美中关系恶化已有一段时间了。特朗普总统上台后，恶化速度明显加快，而在拜登总统任职期间，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我这样说并不是在责怪特朗普或拜登，仅仅是提出美中关系正在持续恶化的事实。

不久后美国即将举行总统选举，新的总统将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呢？现在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客都不喜欢中国，这不是中国人民、中国国家或中国文化的问题，而是美国人担心中国的一些政策与美国的利益相悖。当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几乎无法进行对话和共同讨论问题的时候，全球治理问题无从谈起。

2008年，我们在筹备二十国集团峰会时，曾与中国就各种问题进行对话，当时并非总是意见一致，也有很多分歧，但双方能够进行交流。从治理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我认为很难再回到当时的状态，但我们能否真正获得一些积极的势头呢？

如果前总统特朗普赢得选举，目前来看他的思维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一，他想把各种问题都归咎于中国；其二，他也想与中国领导人建立积极的关系。特朗普周围有人主张与中国“脱钩”，这很难实现，我认为特朗普本人并不这么想，而是他身边的人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哈里斯副总统赢得选举，她会强调针对中国的“去风险化”政策，关于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这至少表明，除非我们开始想办法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否则全球治理问题将更加难以解决，现在的发展趋势并不乐观。

Jacob A. FRENKEL：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的预期，我对此非常担忧。亨利·基辛格博士曾经说过，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中美关系，我们不能将其搁置一边，放任二者脱钩。我们需要探讨如何确保这段关系正常化。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认为如果没有中国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世界就无法以可持续的方式增长并实现其潜力。我们已经看到供应链的复杂性，当我们遭遇疫情时，也看到了世界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因此，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并不是美国如何抵御中国，也不是中国如何抵御美国，而是如何使双边关系正常化。

我主要的担忧之一，是一些政策制定者表现出了极大的无知。我对中国的相关情况并不了解，但我可以谈谈美国的领导层，这里是指国会的决策者以及所有做出决定的人，他们忽视中美双边关系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我相信人们并不是有意要损害自己，只是他们并不了解中美双边关系对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有多么重要。

郭凯：请问金行长，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大国竞争？各国之间缺乏合作的背景下，亚投行能够发挥哪些作用？

金立群：大多数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布雷顿森林机构、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其游戏规则都是当初由少数大国设定的，而其他国家只是坐在冷板凳上，没有任何角色。那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事务当中没有发言权，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还只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殖民地。

但70多年过去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稳步上升，全球政治经济比重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机构的权力在成员间重新分配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当然，一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不断呼吁，而另一些国家不断拒绝。

我们必须应对后发国家逐步发展成先进国家的挑战，这符合国际社会的广泛利益。规则的改变并不意味着传统的、主要的发达国家会利益受损，我们的目标是双赢。也许三五十年后中国将会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员，也许目前的发达国家届时相对而言会不那么发达，他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在21世纪按照新的治理方式建立的，其治理模式超越了传统机构的权力结构。在这一治理模式下，发展中国家是大股东，而发达国家第一次在国际机构中成为小股东。发达国家虽然是小股东，但它们并未被边缘化，也有充分的发言权，有参与这种新治理的动力，这是他们加入亚投行的原因。

我曾两次拜访亨利·基辛格博士，他说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那些有远见的人应该明白，中国并不排斥任何国家，中国是包容的。因此，我们正在努力建立一个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是主要股东的机构，各方在多边机构中共同努力。我们正在以身作则，在过去八年半的时间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郭凯：中国也提出了很多自己的倡议，比如“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这些倡议对解决现在的全球问题或治理赤字，有什么样的含义、作用？

胡晓炼：从目前的现实情况看，我认为全球治理可能会有三个走向：第一，全球治理会被更多的区域治理所补充。当然，我不能说“替代”，但会是很大的“补充”。第二，全球治理可能会被南方治理和北方治理这两大板块所补充。第三，全球治理可能会被一些更小的集团内部形成的治理所补充。

虽然整个社会把这种情况说成是全球治理的分裂、碎片化，但现实就是如此。我对这种新的趋势还是持一个开放态度，它不一定是最理想的全球治理方式，因为最理想的方式还是统一的全球治理，但它毕竟克服了现有的全球治理低效率、效果打折这些问题。

至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对于这种治理走向所发挥的作用，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中国提出了全球治理最基本的理念，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是寻求治理中最大的包容性、最大的共识。这样有助于大家一起讨论最紧迫、影响最大的问题，而不是围绕自身利益来设置议题、讨论政策和制度。

第二，中国提出来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或做法、路径，就是“共商、共建、共享”。刚才LOWERY先生讲到，原来大家有分歧还能坐在一起讨论，现在大家有分歧都不愿意坐在一起讨论，这就是问题。但中国提出来的方法，就是要一起讨论、一起商量，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第三，中国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公共产品应用于全球治理，像“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还有在中国倡导下各国积极参与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随着时间的延续，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这三个方面的作用可以得到很好的检验。我们也充满信心，其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出更好的作用。

郭凯：接下来各位每人有30秒的时间来回答：假设你有神奇的力量，可以解决今天全球治理中的一件事，会是什么事呢？

Clay LOWERY：我要说两点。第一，正如胡女士所说，我认为各方必须能够进行对话交流，并真正尝试一起解决问题，特别是美国和中国，但不仅仅是美国和中国。彼此忽视无疑是非常糟糕的做法。

第二，我特别想谈谈国际组织机构的问题。我认为正式的国际机构需要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若想让这些机构有效运作，只需要确保它们尽可能处理好自身的核心工作，而不需要让它们参与到每一个问题中。尽管当前存在许多噪音，各方也出现了很多想要更多介入特定问题的意愿，但我认为还需保持纪律，让机构专注于特定事务。

张宇燕：当前全球治理方面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大国之间的协调和理解。现在国际上对中国的认识存在一些误解或偏差。

比如，中国现在强调“发展”和“安全”的平衡，这被很多人理解成是“闭关自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简单说明，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关心车闸灵不灵，他到底是想骑得更快还是想骑得更慢？他关心自行车的安全，实际是想骑得更快。同样地，中国更关心“安全”问题，实际关心的是更大的、更全面的对外开放。所以大国之间的理解非常关键。

Jacob A. FRENKEL：今天的讨论凸显了一个悖论，我们都知道贸易是传播知识、促进繁荣的重要动力，然而，至少在现今的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唯一能达成的共识却是保护主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实行贸易政策并开放市场时，获益者往往不会大声宣扬，而受损者却会强烈发声，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阻止这一进程。因此，关键在于是否有财政能力补偿失败者，以使整艘船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就是补偿原则。现在的财政体系，至少在西方社会，运行得并不好。

我最后想说的一点是，“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这一格言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流行，甚至在英国提出得更早。如果希望中国在世界经贸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调整配额分配，并赋予其适当的工具和权力。否则，一切只不过是陈词滥调而已。

胡晓炼：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国际组织要保持客观性、中立性，其专业能力、专业职能不要受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一些国家的政治因素所主导，而丧失了自己的主要功能。

金立群：第一，传统的富国强国应深刻反思，是否愿意真正接受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第二，各国要胸怀宽广，为其他利益攸关方着想。第三，着眼长远利益，而非短视。第四，牢记伤害他人的行为往往最终会伤害自己。最后，照顾最脆弱的群体，借用好莱坞电影的片名，要照顾好那些“失宠于上帝的孩子”。

本文翻译整理自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之外滩圆桌“全球治理何处去？”未经许可,不得转载。